作家冰心知悉此事后，十分关心和同情五个孤儿的遭遇，她答应为《人民文学》写篇报告文学，报道此事。于是一九六四年春天，便由我陪同进行采访。当时冰心已年逾花甲，而且家住北京西郊，可她仍然将采访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五个孩子们的家在城内东区崇文门外一带，从西郊来，路程很远，当然我们用车接送冰心，但那也是“东奔西跑”哇！
冰心采访十分深入细致，严肃认真。大约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进城来，今天访问邻居大婶大嫂，明天访问街道干部，又要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和冷暖。时间长短不同的接触，先后采访了几十人之多！临了，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正在幼儿园的最小的孩子同义，冰心说一定要去幼儿园看看小同义！
我们去了，到了幼儿园后，小同义正在床上睡得很香甜。老师问要不要把他喊醒？冰心说：“不用，不用，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吧！”但是冰心却轻轻地走到床前俯身亲吻了一下小同义，我们告辞了。
冰心采访，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诉说，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极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帮助自己记忆，而我作为她的助手，就要记录得详细一点了。
后来他在写作这篇报告文学时，为了引发回忆，曾参考了我的笔记本。为这件事，不料想，在急风暴雨的“文革”时，竟有知情的造反派在批斗冰心时，说她“臭架子大”，采访时自己不记笔记，让编辑记。实际上他们哪里懂得，冰心的采访是用心感受的过程。
不久后，冰心经过酝酿思虑，写出了报道五个孤儿事迹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作为责任编辑，我在陪同冰心的采访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这篇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响。首先是中央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播发了它，又有许多国内的及外国报刊转载，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写来大量的信，既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又赞美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外国朋友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他们国家，这五个孤儿只能是流浪街头，生死未卜。
冰心对他们的关爱，冰心的报告文学作品及大量读者的来信，大大地鼓舞了五个孩子！他们不再感到孤独，感到生活窘迫，而是和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儿童一样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在阳光雨露下，五个孤儿在茁壮成长。
由于采写这篇报告文学的因缘，此后漫漫的几十年岁月里，冰心始终关怀着、挂念着、帮助着这几个可爱的孤儿。她有时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过年过节，有时给孩子们送去学习用的作业本和文具，有时还指导孩子们做功课……她给予了五个孩子人间最宝贵的爱，给予了孩子们家庭般的温暖，从而鼓舞了孩子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不料，两年后，晴天霹雳，“文革”的风暴骤然而至！冰心及几乎所有的作家统统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他们随之便失去了自由。
冰心和“牛棚”的难友们，被勒令每天打扫地处王府大街上的“文联大楼”的过道和写没完没了的所谓“交代”材料。因为是“牛鬼蛇神”，不许他们和任何“革命群众”接触和说话，否则就以“反革命串联”罪过进行残酷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