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一个轻风习习的夜晚，我到北京东城童大林同志家里去看望刚刚访美归来的黄宗英同志。一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美国见闻。谈话中，她说在美国的华人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由于她是赵丹的夫人，人们常常向她念叨起并表示深切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由于她又是一位作家，人们也就向她询问起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况，并表示深深悼念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杰出的作家。
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茅盾先生身上。谈到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谈到他最后的那两封宝贵的遗书。大家都为他没能在生前得悉中央决定恢复他党籍一事而惋惜。
我由于稍稍知道一点情况，便向他们做了解释。不料，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情况外面都不知道呀！你怎么不写出来呢？
是啊，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我自己不是也曾经因此而激动得夜不能寐吗！
深夜，回到家里，我着实睡不着觉了。于是我便在这夜深人静时，铺开了稿纸……
那是茅公逝世不几天的当儿，我因工作关系先后数次又到了先生的家里。在同韦韬和小曼同志交谈中，对于先生生前没能知悉中央关于恢复先生党籍的决定，我深深表示惋惜。这时，韦韬和小曼深沉地说：是这样。然而沈老在病榻上却一再交代我们，他的这两桩心愿，也就是那两封信，一定要在他死后上报中央和交给作家协会。他不允许在他生前交出。这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都还记得茅盾先生是3月27日清晨辞世的。这两份遗书则是在3月14日，在他头一天较严重的昏迷之后，又清醒过来时笔录的。他说：我还有两桩心事呢！他要求守护在病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身，他要执笔写出来。儿子婉言告诉他说：您已经不能动了，不便起身了。您心里有什么话要说，您说，我记下好啦。
他老人家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用极其微弱的、平静的然而又是极为坚定的声音，倾吐出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愿望。当韦韬笔录完毕，念给他听时，他点点头，执意要求儿子扶他起身。这时，他勉强握起用了一辈子的笔，郑重地分别在两封信上签署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这是先生最后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个签名啊！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