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叶先生坚决主张放弃否决外蒙入会，以争取法语系非洲国家之十一票，以确保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代表权案”中不致落败，这只是一年份的战果之取得。而蒋先生的目光却是放在长远的一劳永逸以确保代表权。因此蒋先生的战略眼光是比叶先生要来的高明些。可是这只是他们两个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判断不同，并不表示叶先生在“卖国”。此是叶先生认为美方绝不可能同意前述之两项条件，因而抗命拒绝在华府向白宫提出，可是在召回叶先生以后，蒋先生经由第二管道在台北谈判却做到了。
事后去看，在第二管道启用之前，叶先生的主张是“舍小全大”，是正确的；可是在蒋先生提出了“双重否决之交换”的主张之后，叶先生认为不可行，却是判断错误的了。
细读了这两个多月的蒋先生日记，令我最感意外的是：
（一）蒋先生对叶公超先生的深痛恶绝，痛责漫骂到称之为“卖国汉奸”、秦桧、张邦昌的地步，实为过分苛责。
（二）他在这次对美交涉中摒除了蒋夫人及她所领导的知美与留美派人士之参与。
在九月中旬沈昌焕出“国”之前，蒋先生用的智囊团是张群（岳军）、陈诚（辞修）、王云五与沈昌焕。在沈出“国”后，则由其副手许绍昌代之。
他们五位当时的职务分别是：
张群（岳军）：“总统府秘书长”
陈诚（辞修）：“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
沈昌焕：“外交部长”
许绍昌：“外交部政务次长”
沈与许只是基于本职而参与其事，并没有资格去参与制定决策，而其他三位元老级者却没有一个是留学美国或平素参与对美“外交”工作者。此示当蒋先生为了“外蒙古案”，要向美国摊牌时，他并不信任其属下的知美派，此并非只是针对叶公超一人如此而已，亲如蒋夫人，蒋先生也将之摒于门外也。
我认为另外有一个因素，是蒋先生没有明说的，即他此时将陈诚与叶公超结合在一起，此容我在后文详述陈诚力保叶公超出任“政务委员”一事时再作分析可也。
蒋先生在十一月十九日之日记中说，任命叶公超出任“政务委员”，此即“叶案”收场之处理，是“因内外关系”。我认为“叶案”之起因也有内外关系，“外”是因为叶与美国人太亲近，关系太密切。“内”则是蒋认为陈已收编了叶，叶在蒋、陈之间的微妙关系中是倾向于陈的，此点容我在后文记述王云五先生一次访美的秘密任务时再予评析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