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巧，我至今不曾拜识李登辉前地区领导人与李元簇前地区副领导人，可是我的家庭却与之各有渊源，世谊颇深，顺记于此。
先说李前领导人，先岳父张乃高先生是在战前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的水产专家，在退休前长期担任农复会的技正，因此与李先生是老同事。
那个时代公家单位的交通车不多，因此他们五位同阶级的技正乃共乘一车上下班；亦即公家在上班前派车到一家一家去接，下班时又一家一家去送。所以，先岳父与李先生虽然不同组，先岳父在渔业组，李先生在农经组，但是同车上下班许多年，当然也算是甚为熟识。只是先岳父比李先生年长许多，又同为留日的，可以说是他的前辈吧。
在李先生担任台北“市长”时，曾率团访美，我去听了他的演讲，回家与先岳父谈起了李“市长”，那天先岳父对李先生的评语是：“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个好公务员，但是有两个缺点。一个是省籍意识十分浓厚，另一个是李先生凡事不论大小巨细，一旦作了决定，绝对不会更改的。例如已事先决定某一天去看某一部电影，到了那天风雨再大，还是会去看的。至于省籍观念浓厚，由一事可以看出来，在李先生继任杨基铨先生的组长职务时，把组里所有的外省人都更替为本省人了。”
先岳父虽没有明言，我当然了解此点，因为农复会是一个接受美援经费的组织，其职工的薪水是比政府的其他单位要高出许多的。易言之，李先生组里的外省籍职员自愿离职的当为不多也。
先岳父曾告诉我一件趣事，即有一天李先生在交通车上告诉大家说，有人算命说他将来会做“总统”。当时还是蒋中正先生主政的时代，此不啻是个天方夜谭式的笑话。一时车上五位同人，加上一位司机，包括李先生在内六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我在一九八九年回台长住时，在庆丰集团刚接办的国泰信托公司（今已改名为庆丰银行）任职，很凑巧，我们公司的杨基铨副董事长就是当时在车上听到这个故事的六人之一。我向杨公求证此事，他说有的，这位算命先生姓雷，是个外省人，李先生后来不论去何处做事，都会把雷先生带在身边任职。一九八九年杨公说此话时，李先生时任“总统”，雷先生则担任“总统”府之参议。
谈到杨基铨先生，在此插一句话，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与长者，一位真正的绅士。吾友谭木盛兄，同辈尊之为谭公，就曾告诉我说，他最钦佩的人就是杨先生。他说，因为杨公在日据时代，担任宜兰郡守时，杨先生的一位部属日籍刑警，欺压台湾人，杨先生竟敢公然怒掴此人一个大巴掌，将之调离宜兰。我曾向杨公求证此事，他老人家笑笑说，没有打那个日本人一个大巴掌，只是轻轻用手拍了拍他的脸，是在大庭广众做的，随后是将这个日本人刑警调走了。
庆丰集团的大老板黄世惠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脑神经外科专家，比我年长十多岁，我虽然在他手下做事，两人私下是平辈论交的。可是我向黄先生报备，对杨先生我是以世伯之礼待之的。因为他是岳父（当时还在世）的老同事兼好友，而黄先生与杨先生他们两位之间则又是平辈相称呼，所以我们三人之间，只有各叫各的了。
回过头来谈李元簇先生，他是我的表姐夫。他的岳父余公是我的表叔，与先君不但是表兄弟，而且同是学习法律的，又同在政界，因此他们两老过从颇多，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两家就不再有往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