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使得他可以从容精读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文献，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辈、父辈的口述或传闻资料，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说我曾戏称他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轻时记忆力可能尚好，但近年来脑力日衰，已经不记得当年说此话的情景，不过，即使有此语，亦非批评，而是言赞美，因为第一，正史未必尽真，而野史未必尽伪，鲁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装腔作势”，摆“史架子”，“也不敢说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读民间私人敢于说真话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档案文献与回忆、口述、传闻来界定“正”与“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如此说来，“二史堂主人”之称，岂不美哉！岂不懿哉！当年的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而今的大仁先生传述祖上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亦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书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蒋介石日记，参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记、口述回忆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资料，相互验证，对照，解开了1948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的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学数学的，重视科学精神，主张写历史要冷静、中立、客观，反对“笔锋常带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以说理和分析见长；但是，大仁先生文学修养很深，因此，书中也颇多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之处。国民党内，派系复杂，人物关系复杂，大仁先生却能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长于台湾，国民党迁台以后的历史是他的“所见世”。由于时间较近，档案尚未开放，台湾学者可能尚未顾及，大陆学者则难以深入。大仁先生本书，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见闻，对这一时期台湾政坛的重大变幻，如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上台，以及著名的“叶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无尽的宝藏”，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时，对日记所载，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态度，对其中论事、论人的主观与谬误，甚至不惜下大力气加以批驳、辨正。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供自己“日后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时也有当记而不记的“省略”。这种情况，大仁先生称之为“不正当的省略”。另外，蒋介石像每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历史学家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记中的记载为准。这些意见，对于已经利用蒋介石日记，或准备利用的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
杨天石
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