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嘛，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回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待待。”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