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中，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像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的形象。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感。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10个人有10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哪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绝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