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像我这一代人，在长期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于一种条件反射，遇到一个新现象、一部新作品时，先要问：是姓“资”还是姓“社”？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自由化”？这些前一个时代遗留下的观念和思维习惯，看来还会继续地缠绕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断地争议，甚至不断地斗争。
这个座谈会最值得纪念的，是胡耀邦对座谈会的关怀，和他极力倡导的平等自由的讨论，以及他最后发表的长篇讲话。
2月12日和13日两个半天，在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文艺界一千余人聆听胡耀邦的讲话。他分八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80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调，激越的情感，挥动着手臂，向大家庄严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热泪盈眶，庆幸那个借文艺批评之名对作家实行残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电视机进了家庭，剧场的观众逐渐减少，戏剧面临新的困境，创作高潮逐渐平息下去。
这时，金山先生和我有了一次极富启发性，并且对我往后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的谈话。谈话的主题是戏剧界要重视电视剧的发展。他预见到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将成为拥有最多观众的一门崭新的戏剧形式。他引导我把艺术目光转向正在兴起的电视剧。
金山，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思想极其敏锐并且富有开拓精神的戏剧事业家。他那时担任着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金山比我年长二十岁，应该说是我的前辈了。但因为50年代初，我们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他担任过副院长，他的夫人孙维世是剧院的总导演，我和他们夫妇有着密切的交往，我常常向他们求教，所以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孙维世在“文革”中惨遭江青迫害，死得很凄惨，金山也一直关在秦城监狱，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
金山先生一直关注着我。我回到北京后，他曾几次要我到戏剧学院去，他正在建一座实验剧场，他希望我恢复青年时代的热情，继续写剧本。但我的工作已由剧协安排。
80年代开始，金山怀着新的艺术理想，以充沛的精力，为筹建一个新型的艺术机构——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而四处奔走。他找到胡耀邦同志，得到了热情支持，批给了他三百万元经费，建立机构并筹拍电视剧。
金山经过思考，选择溥仪的故事来拍摄第一部电视剧《末代皇帝》，并组织戏剧学院的老师来写作剧本。而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这个新机构，就委托剧协抽调人员办起来了。
很不幸，新的事业刚刚开展起来，金山先生就因突发心脏病，于1982年7月过早地逝世了。他离世后，我们就继续努力，在文联的系统内筹办起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这个新的艺术团体。
金山和孙维世，是我敬重和深深怀念的两位杰出的戏剧家。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戏剧卷”，我义不容辞地写了“孙维世”这个条目，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概述，但蕴含着我心中对迫害她至死的“文革”的愤恨和对她的无尽的思念。
2011年6月12日
（原载《中国戏剧》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