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了一册《杜高档案》。这是上世纪末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时，偶然地发现并购买了下来的。我当时并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这册档案的内容震惊了，我意识到这是一册很难遇到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劳改档案，它怎么会从公安局的档案库里流失到旧货市场来出卖呢？我立即把它买了下来。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饥馑的年月。我们相差了整整一代。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岁月中度过的。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的许许多多残酷的斗争场面，许许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识分子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正因为这样，我对收藏有关“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旧书报以及文史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时期唯一的业余爱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总希望有新的发现。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热衷于收藏，只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祖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我需要更多地阅读。
当我买到了这一册《杜高档案》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到澳洲来工作和定居了。因此这一册档案也就跟随我来到了澳洲。
2004年春天，我忽然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北京出版了两部奇书，震动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叫《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编者李辉先生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奇迹般发现的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另一本是杜高先生写的回忆录《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百年人生》丛书）。这个意想不到的书讯，使远在澳洲的我惊异不已，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怎么还有一部杜高档案呢？我立即托国内的亲友帮我买到这两本书寄来澳洲。我仔细地阅读，这两本书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止一次地流泪。我又将手边的这一册档案认真地按年月作了对照，发现在《一纸苍凉》一书中，杜高经受的漫长的劳教岁月的材料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还有一些文件缺页，不完整。而我收藏的这一册，正是《杜高档案》遗落掉的劳教时期的档案，包含了更多劳教时期血泪斑斑和触目惊心的内容，是全部档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册，一些文件的缺页也在这册档案里找到了。因此我确认只有把我得到的这一册补充进李辉先生收存的档案中去，才是一部最完整的杜高档案，也才是迄今为止五十五万个不幸的右派留在人间而被我们发现了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政治档案。我庆幸我发现了这遗落的一册，没有让它丢失掉，为历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杜高档案》包含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而又丰富的文字记录，为研究中国的政治运动史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它包含了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到“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个青年右派遭受的长达十二年劳动教养的漫长历史过程的全部内容。许多运动后面的“机密”，比如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内部批示，“反右”运动中上级规定的发言提示等等，都可以使我们真正懂得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青年，怎样地制造着冤案。人们从这部档案确实可以最真切地认识一个历史时代。历史不是抽象的，只有从一个人的具体的遭遇中，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历史的本质。
我忘不了1997年11月底的那个周六，我在出国前突然想起再去一次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出售“文革”书报杂志和内部学习材料的小书摊上，我无意中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大塑料袋，里面露出一些发黄的纸张，我让摊主递过来看看，一翻开就看到了贴在囚犯登记表上标号“0115”的青年杜高的头像，那茫然困惑的目光和显出惊恐的面部表情，顿时使我的心抽搐了起来，唤起了我强烈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