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