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揭示了一种“平庸之恶”。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一律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来回复对其罪行的控诉。这让很多人无比困惑，因为艾希曼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谦逊有礼的人，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也不是一个纳粹主义者，但他亲手把万千犹太人送入了地狱。“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阿伦特的结论是，艾希曼当然有罪，他的罪恶不在于卑鄙异常，而在于动机肤浅。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把这种“伟大事业”当做最高命令。他本性善良，但他不加反思地为恶的目标尽职尽责，并视其为美德。“政治不是儿戏场所，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
令人欣慰的是，相比于艾希曼所处的纳粹德国，“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和“第三浪潮”组织只是小范围内的封闭实验。只要这个小范围之外依然有自由的空气，任何扭曲和反常就有被纠正的可能。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大范围建构封闭环境和重现骇人的极权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于电影《浪潮》，发生于美国那所高中的真实事件也要温和得多。作为娱乐产品，《浪潮》难免为了增强震撼性或迎合某种结论而故意夸大其词。
不过，丧失道德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确实是现代人最可怕的症状。
《乌合之众》一书就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会在狂热的群体中失效，身处群体的个体会表现出独处时所没有的倾向性。显然，群体的非理性比上述那些封闭的人性实验更普遍。你一定听说过因为轻信谣言而疯狂抢购食盐的新闻，你一定见过人群因恐慌而导致踩踏事件的画面，你一定见识过演唱会现场粉丝的亢奋与癫狂。屯盐的人群中，肯定有一些非常理智的人，踩踏事件中，肯定有一些非常冷静的人，狂热的粉丝中，肯定有一些内向腼腆的人，但他们在人群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智、冷静和矜持，变成了另一个人。
不过，在这个清明世界，要说“极权只需五分钟”，多少有点故作惊人之语，群氓效应也只在群体聚集的场所才可能发生。但人性的攀爬容不得半点懈怠。当你认为人性足够美好、世界足够安全时，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写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未来：人类安居乐业、衣食无忧；每个人接受命定的生活、工作和消费模式；人们的喜好被用各种科学方法控制着，不需要学习和阅读；人们永远心情愉快，一旦出现负面情绪，就用药物进行治疗……
有没有跟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相像？面对人生困惑，我们越来越多地求助心理咨询而不是独立思考；我们不再靠意志力来戒烟，而是求助于电子烟等技术手段；如果心情不好，我们可以用音乐、喜剧等来转移注意力；我们在按照商业宣传的标准打造自己的身材甚至容貌；我们在按照电视剧的情节审视自己的生活；我们都在追求个性，但行为模式却越来越趋同；商业广告永远在描绘着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生活，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越来越喜欢接受碎片化信息，越来越不喜欢深度阅读……
你不是一直在追求快乐吗？那好，这个美好的新世界都能给你！不过，“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在消费主义时代，我们更应该警惕赫胥黎式的未来，而不是奥威尔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