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冬天，重庆相当冷（不像现在），那时候，我们家经济很困难，连一双布鞋也买不起，穿的布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起的，穿到哪个程度呢？穿到大脚趾都露出来还在穿。在我记忆中，父亲相当辛苦：那么冷的天，只穿一条短裤下井，身上也没有一件衣服，下去就成了煤黑子——都是手工挖煤，用的是两头尖尖的铁镐，坑道里全是水（我们都下去过的）。每天下班回来，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浑身上下全是黑黑的，就只看见两个眼睛在闪动……煤塌下来压在背上，父亲受了伤之后，才调到重庆第一纺织厂做织布工作。
“父亲挖煤的时候，母亲就在矿上的伙食团做饭。灾荒年间，全家就靠我们婆婆照顾我们三姊妹。我们最愿意到我妈妈那里去耍——妈妈会悄悄咪咪地塞给我们几个馒头，而我们经常吃不饱，就去吃树皮、白泥，吃黄桷树泡——苦甜苦甜的，吃得满嘴漆黑。放学回家，先要背一背柴回来，柴没背回来要挨打——我们婆婆很凶的。但尽管如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最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要不是文革，我起码能读到研究生。”安华说着，像小学生一样抬头望着鄢然和晓淇，而我用同样的目光望着他。
安华接着说：“当时每人每月26斤粮：13斤米，13斤杂粮——包括苞谷、红薯这些。杂粮我吃不下去。这时候，正好有军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宣传支援边疆，说：‘小朋友，到我们云南去当兵，那里很富饶：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还能抓一把花生。’说是去当兵，不知道是去当农民，我们就报名去了。还没到西双版纳，就听那些转业军人对我说：‘瓜娃子，你们不是去当兵，是去劳改！’
“我去云南插队八年，支边回来才顶替我父亲。当时父亲五十多岁，还不到退休年龄。有一次，修梭子的时候，把手指伸进去压断了。厂里的书记和车间主任都说，我父亲是故意把手伸进去的，否则他退不到休；他不退，我就进不了工厂。我那时返程回来已经25岁了，天天在家呆着，也没有耍朋友。当时男多女少……我想，父亲当时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思想包袱太重了，所以手指头就遭了。”
安华说“父亲父亲”的时候，我感到心里一阵阵的疼痛。而说到这里，我们已不知不觉从公墓走出来，也走出了文革时期的硝烟战火，跟着安华一起来到西双版纳，那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有晓淇、鄢然，还有我，我们都跟在安华身后。鄢然沉静，从头到尾都在静听；晓淇敏锐，不时地提出各种问题。
安华接着说：“我们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县城的勐捧区勐润坝（与老挝接壤）。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6团15营2连的战士。我们连是水稻连，百把人种400多亩水稻田，还要种橡胶、种苞谷，都是刀耕火种，任务相当繁重。早晨七点起床，军训之后上班，一人发一把砍刀，砍树、砍竹子，砍了之后一把火烧了，烧成灰之后，种庄稼都不用再施肥了。那是原始森林，砍的什么树都有，包括名贵的桂花树、楠木这些，砍了以后种粮食，也收不了好多。今年砍这一块地，明年又砍那一块地，都是上面的决策。”
“是因为种过一年的田就不肥了？”晓淇问道，她来自土家族农村，父母一直在种地。
“可能是这个原因。”安华接着说，“割谷子，上面规定的是一天割五分地（我们后来才知道的）；而连里规定，一天割一亩。我有一天，一天割了一亩五分地，在连里得到了表扬。那是怎么割的？天不亮，割到晚上八九点钟，中午也不休息，把饭拿到田里去吃，晚上回来衣服也不脱，倒头就睡，第二天还腰酸背疼的。那是打苦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