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9 月30 日，百剑堂主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987 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在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刊登在他们当年共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五、告别《大公报》
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梁羽生接替他编“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当年给“大公园”投稿的子祯回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
1947 年出生的《大公报》子弟高洁（父亲是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高学逵，主编娱乐版）回忆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和“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煊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爱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1
从1947 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 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每次说起《大公报》，他总带着许多感慨——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从金庸后来办《明报》的价值取向看，他显然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 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报馆的气氛和金庸的个性越来越不合拍。
当年冬天，“大跃进”波澜初起，在《大公报》版面上就有体现。12 月3 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12 月18 日报道，根据近年增产速度，我国煤、钢产量十五年内定超英国。同时报道，“全国六十五县市粮食增产指标提前十年到达”。金庸觉得《大公报》老讲假话，亩产多少万斤都是假的，他到广东看过。
10 月5 日，《新晚报》七周年报庆时，金庸发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就引用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话，“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影响颇深，对那套流行话语并不陌生。他说：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我们只能从他简单的话中体会他当年的心境，“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