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试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让考官知道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再后来，怕考官认出笔迹，干脆雇一帮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杜绝作弊的可能。
其实作弊是杜绝不了的。科举考试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升沉荣辱，总会引得不少人拚着性命来做手脚。官方发现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切对策又很快激发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环往复，日臻精微。
我曾参观过一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实物，发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场士子和官方层层递进的智力竞赛，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下。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
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长期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今天有权了，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于应考的士子们浑身上下都要细细摸查的做法后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恶果，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据《霞外捃屑》卷五所记，考场门口出现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还要察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怵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已经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