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但两人并未谋面,他们的第一次相识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他曾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父亲、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住所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在权衡比较后认为:张治中位于重庆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官邸比较合适。周伯伯一提出这个要求,父亲便立即应允。父亲这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
8月31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和国共两党谈判的顺利进行,父亲将我家的住房桂园腾了出来,供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重庆时会客、办公。
毛泽东来重庆前,父亲陪周伯伯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父亲告诉周伯伯:“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
周伯伯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正如一纯所回忆的那样,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伯伯的建议。
毛泽东到重庆后,一下飞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说,已经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让其入住,并介绍说地方好、设备全。
毛泽东不同意:“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
据余湛邦说,周伯伯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五十号他自己的住处周公馆,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18号父亲官邸。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恩来一开口,父亲便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