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很奇怪，父亲希望我取得好成绩，我也能够做到，每次考试完了，他问我考得怎样，我总说“还是那个分数”，也就是一百分；可是他却不大督促我好好学习。非但如此，甚至时而还会鼓动我逃学，为的是一家人好打麻将。当时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父亲看见商店里卖一种算术棋，每副两种颜色，各有一到九个数字，再就是加减乘除和等号，他买了两副，将一种数字涂成别的颜色，当做条饼万，加减乘除当做东西南北，等号当做中发白，就凑成了一副麻将，我们常常以此消遣。因为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可以不出声响。牌很小，字就更小，屋里只点一盏八瓦管灯，昏暗得很，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在每人的牌前放一条白纸，借助反光就能勉强看清牌上的数字符号了。只是多年不打，有关规则父母已经记不齐全。正好军事博物馆举办一个反走私成果展览，其中有副麻将牌，盒盖上印着一套规则，如对对和几番，十三幺几番，诸如此类，二哥和我就在周围转来转去，暗暗将其记在心中，回到家里写在纸上。打牌需要四个人，父母之外，姐姐、二哥那时在内蒙插队，一年里总有几个月回家“泡”着，大哥在黑龙江兵团，每年也会回来，如果他们不在，就需要我逃学凑数，这也好办，只须父亲写一张病假条，次日我带到学校就行了。而这正中我的下怀，说来除了中学最后一年外，学校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不愉快的记忆，哪怕一天不去上课也好。
回到前面的话题，父亲代我写作文，一直到我参加高考。那时他在重庆，拟了几个题目写成文章，寄来让我记熟。我报考的是理科，语文一门只考一篇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正好父亲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内容与此有些接近，我便自己写了个头儿，三拐两拐引到父亲的意思上，接下去便大半默写他那一篇，结果半小时就交了卷子。我当时所在中学，“文革”前只设初中，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班主任姓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每门考试都在考场外面守候。这回见我早早儿就出来了，还以为交了白卷呢，大为沮丧，我说没事，做完了。这位老师待我最好，至今不能忘怀。父亲最后替我代笔，是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有新生入校，校报让我写篇东西表示欢迎，我根本写不出这种应景文章，只好又回家求助于父亲，他照例一挥而就，其中引用李白的诗句“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让医学院的学生看了就觉得很新鲜。
我所受的中文教育，实在是乏善可陈，相比之下较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业余阅读方面。我所读的第一部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共有两套，先出的计八册，每册封面颜色不同；后来的修订本好像有十几册，略薄，都是黑色封面。我开始读时大概六岁，以后好几年间一直在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中只有数学与天文两部分还略有记忆。数学是因为其中有些故事非常有趣；天文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门类。动物园西边有个天文馆，母亲曾带我去过几次，实在是儿时最难忘的一番经历。仰望着巨大的圆顶，四周忽然变得漆黑一片，人立刻兴奋起来，接着星星就陆续出现了，什么北斗星，北极星，牛郎，织女，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等等。多少年来我一直向往当时情景。后来倒有两次看见了当年天文馆里模拟过的那个星空，一次是一九九六年，在法国大西洋边，独自在石堤上坐了很久；另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在印尼的巴厘岛，和一位同事接连几晚去沙滩，仰卧在躺椅上，四下里都是潮声。这时我真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