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位以笔耕为业的人,多半时候是孤独的,且多半时候是能享受这份孤独的。
当我们埋首于创作的世界里,是希望不被打扰,是需要绝对的寂静,但在书写过程里,心头难免会有个倾诉的对象,而这对象会随着年纪增长自然做些调整。记得我的父亲曾说过,年轻时书写,萦回在心头的是自己心悦的人,中年时则是读者众生,至于晚年,有宗教信仰的则是在与自己的神对话。我想若是一个无神论者,或宗教信仰并没那么虔诚的人,届时可能就得自言自语了。
目前的我,写作时还处在面对颇为虚幻的一般大众,但同时也已朝着自我呓语的阶段挨近,在还未获得全然自在前,难免得和一些读者互动,这样的状况总会令人有些却步,毕竟直接的褒或贬都是尴尬,负面的批评就不用说了,即便是正面的肯定,一样让人羞赧得不知如何应对,而且所谓的文字工作者最大的利器就是文字,该说的话都已在文章中阐述清楚了,为何还要拙口笨舌地再说一次呢?这大概是每个作者共通的困惑吧!
所以这时候就很需要媒体工作者在其中做个桥梁,或者说当个防火墙也可以,缓和一下作者可能遭受到的直接冲击。别讶异,有时愈似大炮型的作家,私底下愈羞怯得厉害,若他们不需要防火墙保护,那直接上街头或从政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是桥梁或防火墙,媒体工作者对许多作家而言,应属功德一件。
近年来,我会让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所有来访者,毕竟“人”永远是最有意思的,值得细细观察、慢慢琢磨。访谈中,在被挖掘的同时,也可以反宾为主地揣想坐在对面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或男孩,从他们的应对提问中,是很可以研究出些端倪的。尤其来自彼岸的电话访谈,更是让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多半时候,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好奇,其实并没那么遥远,当他们如数家珍畅谈你的背景经历时,常会让你忘却了彼此之间还隔着一道海峡。
我和维颖就是这么认识的,两次电话访谈,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谈到耳朵都被话筒压疼了。从山居的生活,到原生家庭的写作,乃至到胡兰成胡爷,差不多该触及的都谈了,这让我知道维颖的认真与用功。尔后再看到她其他一些访问稿,便知道她在每次访谈前都做足了功课。
但让我比较讶异的是,访问最后的稿子几乎还原了谈话的整个过程,有些话语几乎未做修剪地呈现,这大约是为了真实地记录访谈的气氛与现场感吧?!我因此发现了自己赘词、口头禅一大堆,更印证了前面所言,拿笔的人还是少开口为妙。而此书附录的“回望威尼斯的日子”里,维颖展露出像小女孩一样的雀跃,又让人看到她称职媒体人的另一个面向,也颇有意思。
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在维颖这本书中,我又重新认识了一些已知的作家,也很想看看那些我不熟悉的作家的作品,至于我还没看到却很想看的虹影、希我、杨照,在维颖的笔下,他们会如何展露除了笔耕之外的另一面。
正因为有了媒体人,读者可以更了解作家们躲在防火墙的那头,还在做些什么;而作家因为有了这道防护,也比较敢于在文字之外多说些什么,所以媒体工作者,让读与写之间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它满足了一般大众的好奇,也让作家埋首笔耕之余,偶尔像个土拨鼠般露出个脑袋,嗅嗅外面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