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
在我眼里，吴江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得准确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看他担任过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编委，中共中央党校的哲学教研室的主任、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党校的第一副教育长，离休之前还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再看看他写的书：《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哲学专题二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民主与政党》《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吴江论集》《冷石斋沉思录》《冷石斋忆旧》《旅港时评》《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以及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吴江文稿》三卷等。还有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所做过的两件事：一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在中央党校展开，《光明日报》所发表的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他最后修改完成的;二是反对“凡是派”的、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并被新华社转发的、影响全国的那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出自他的手。读他所写的这些文字，我不得不承认，他所秉承运用的哲学确实是一门斗争哲学。
他最初与《书屋》联系是通过的陈四益兄。四益兄转来他的稿子《林海行》，经编辑后作头条发表在1998年第4期“其人其事”的专栏。文章主要记叙了1961年7月间，他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考察东北林区，想要弄清楚“大跃进”在各方面造成的损失。文章回忆了刘少奇一路上如何“神态凝重，不多说话，好像心事重重，与地方领导人谈话时提问尖锐，并要求他们直言无忌，如实反映问题。而他自己的插话和对一些问题的评语更触及不少当时的禁区。如说，‘中国的农民就是好，遭受这样大的灾祸也不起来造反，只批评共产党昏睡三年，如今总算醒过来了’。又如说，‘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等”。这些后来（“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刘少奇“反党反革命”、否定“大跃进”的罪状。幸亏吴江所在机关的“造反派”未就此事追究他，他侥幸逃过了这一关。这是一篇短文章，也就两千多字吧，写得却是很扎实。
接下来，我们就熟了，不是打电话，就是写书信：
周实同志：
上回通电话后，写成两篇文章，一篇《平心论胡适》，已提交《炎黄春秋》，他们预定四月份刊出。一篇《论自由主义》，就寄给你了，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关心，但写起来又不容易，我姑且试一试。我只能将我写的初稿寄给你（只此一份），字体潦草些，请谅。你们如果考虑可用，是否排出一份清样送我校改？你们有何改进意见，亦一并寄来。专此即祝新年好！
吴江
2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