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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增曾说，用青少年为获奖人颁奖，是《感动中国》的一个特色，这代表未来，代表希望，代表文化的传承。
当初确定下来用孩子颁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颁奖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获奖者，观众一般还会根据场面的大小、出席的领导、颁奖人的分量等各个方面来确定这个奖项的重要。
但《感动中国》不同，它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颁奖，不应该用周边因素来确认人物精神的伟大。另外，《感动中国》聚集了不同领域里的顶尖人物，如果需要人为他们颁奖，这个人是谁呢？这些都是问题。
赞同需要嘉宾颁奖的人强调，既然颁奖在中国已经是一种文化，那么就应该顺应这种文化，为《感动中国》在人脉和影响上赢得优势。
朱波不赞同，他就是想不明白，如果袁隆平获得了这个奖呢？他曾经是国家科技大奖获得者，当年是国家领导人亲自颁奖的。那么《感动中国》请谁来为他颁奖？谁敢为他颁奖？即便不是袁隆平，我们说徐本禹，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做到的，很多人都做不到，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强的人，为什么不把奖项颁给更强的人呢？
争论还有其他意见，比如由组委会成员颁奖，和奥运会、诺贝尔奖一样。但这种意见没能成为主流，很快被忽略。中央电视台虽然是颁奖方，但谁都知道，感动是所有观众心里的一杆秤，不是中央电视台某个机构或者某层领导能最后确认的，这和奥运会、诺贝尔奖完全不同。
没有人颁奖，那么奖杯怎么送到获奖人手里呢？用礼仪小姐的方式当然是不会被采用的，用孩子是最众望所归的想法。这个孩子应该是谁呢？他或者她多大呢？
又是新一轮讨论。
樊馨蔓主张用小孩子，越小越好，起码是学龄前的。有人不同意，因为奖杯是有分量的，孩子太小会拿不动这座水晶奖杯。但樊馨蔓坚持，她觉得，奖杯大、沉重，孩子拿起来艰难，这种感觉是对的，能让观众注意到孩子的小、幼稚，能让观众体会到节目组的用意。
樊馨蔓的坚持是新闻评论部有名的，一般她都会取得胜利。
当然也有例外，《感动中国》2005年度颁奖晚会上，尝试了一次使用颁奖嘉宾。但所有担任颁奖嘉宾的人都是曾经的《感动中国》获奖者。从过去三年的获奖者中，节目组在人物内核上寻找一一对应关系，不远万里，把曾经的获奖者邀请到北京，只为舞台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节目组期望这种颁奖能传达《感动中国》精神的传承意味，也获得了相当的效果。
尽管所有的意义指向都是正确的，但导演坚持回到原来的方案上，她认为颁奖瞬间是一个段落的高潮，这时候，舞台上的因素过多，会影响效果。观众刚刚通过短片和访谈已经建立了对获奖者的敬意，但新出现的同样是《感动中国》获奖人的颁奖者，打破了这种辛苦营造的认识，获奖者作为主角的地位被减弱了。
邀请曾经的获奖者担任嘉宾，只有这一次。
颁奖的孩子虽然只有四五岁，但经过《感动中国》的镜头放大，当然是万众瞩目。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位置对孩子来说，是个好机会。所以每年都有不少朋友或者同事托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让导演过目。每次都是总导演樊馨蔓亲自挑选这些孩子，她从来都是拒绝这种请托，坚持到附近的幼儿园中挑选。
面试的时候场面不大，一般都在办公室里。这时候，十几个五六岁左右的孩子排着队等候着，家长们抱着衣服和食物，耐心等待，场面和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一样。
制片人朱波的儿子朱珈逸曾经央求爸爸，他想上《感动中国》颁奖，朱波对自己的儿子非常有信心，他说：“那你就去面试吧。安排面试可以帮忙，别的就看你自己了。”
2003年，四岁的朱珈逸站在被挑选的孩子中排队，轮到他面试，樊导看了看，问了问年龄，说：“太小。”
旁边有助手小声提醒她：“这是朱波的儿子。”
她还是坚持：“真的太小，过两年再来吧。”
又过了两年，朱珈逸又站在面试的队伍中，面试的还是樊馨蔓。轮到朱珈逸面试，旁边的助手小声提醒：“这是朱波的儿子，以前你说太小，现在长大一些了。”
樊馨蔓笑了笑，还是问了问年龄，然后说：“小朋友，你太大了。回家告诉你爸爸，以后不用来了。”
很多年之后，朱波提起这件事还是苦笑：“你们看，这就是我，《感动中国》制片人，连儿子的忙都帮不上。那些自己主动想获这个奖的人，通过大小领导找到我，我都给他们讲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