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组自信不出正月十五，满大街都将知道《感动中国》。台长审完片却说，节目太长。
已经是凌晨三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的第四号机房灯火通明。
樊馨蔓坐在剪辑台前，右手拨动剪辑操作手柄，一遍一遍地看屏幕上的镜头。
屏幕上，一位中年女性走上舞台。她看着观众，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可陡然之间，眼角之间的细纹轻轻抽动了一下，嘴唇紧紧地抿住，眼神突然凝重起来，这动作仅仅是瞬间，然后她再次让笑容占据表情，然后自信地面对观众挥手，鞠躬。等她直起身，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她是本次《感动中国》的获奖者，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这几秒的镜头，樊馨蔓看了不下20遍。停下来，用手边的遥控按钮退出一盘磁带，然后用手指捋着旁边一大盒磁带脊背上的编号，在一个位置上停下来，抽出磁带，送入空出来的带仓。这是另外一台摄像机从另一个方向上拍摄的王选的镜头。樊馨蔓再次重复刚刚的过程，仔细地看镜头，停了看，看了停，仿佛在体会一个恰当的情绪点。
在旁边的剪辑助理小杨最开始的时候还跟她一遍一遍地看，但实在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倦意渐渐袭来，等到第二个镜头看到20遍的时候，樊馨蔓仍然神采奕奕，可小杨已经歪倒在椅子上，头沉在一边，鼾声轻轻响起来。
这是2003年1月16日，《感动中国》录制工作完成后第四天，离大年三十还有半个月。
樊馨蔓和她的剪辑小组——一个助理、一个操作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节目录制完成后，樊馨蔓睡了一个懒觉。早上十点的时候，接到助理的短信，机房已经定好，磁带全部到位，音乐和字幕也全部准备妥当。
她穿着红马甲在下午四点到南院，见过了刚刚睡过懒觉的小组成员。她没有立刻开始剪辑，只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把最近一周没有接听的电话找出来，一一回复，给人解释，说抱歉，向人介绍过了年中央电视台会有一个好节目，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定记得收看。在哪播呢？这个还不知道。
导演不知道，谁知道呢？梁建增也不知道。原来安排的时间是在2月春节上班之后的第一天，最保守的方式是作为《东方时空》特别节目播出，应该是在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如果节目太长，可能会分两天播出。这是整个节目组包括梁建增都不希望的。这实在不是一个黄金时间。他们希望在一套节目晚间黄金时间播出，可黄金时间竞争激烈，电视台总编室在一个季度前就已经作好了规划。能不能改变这个规划，完全依靠节目的质量。
在剪辑进行到第五天的中午，穿着灰色鞋子的朱波来了。他又恢复了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一夜好睡就修补了所有的疲惫。陈镭来了，戴着他怪怪的帽子。大家寒暄，抽烟，好像一场大战已经胜利。
朱波只看到了四个镜头。他以为樊馨蔓不肯把后面的给他看，但当他知道现在的确只完成四个镜头之后，有点沉不住气了。还有两周就是春节，如果五天下来只有四个镜头，那什么时候可以剪辑完？
樊馨蔓倒是胸有成竹，笑笑说：“万事开头难。开了一个好头等于成功了一半。所以如果你有眼力，就应该看到这部作品的一半了。”
樊馨蔓的方式显然和常规电视剪辑是不同的。现场共有十个机位，切换台现场负责七台，另外三台摄像机的镜头同时收录。也就是说，她有四个角度可以选取。她要在四种同样内容、不同角度的影像中挑选最佳的那一段，然后以最合适的节奏来剪辑。她需要把所有的镜头看完，要在同一瞬间看到主角的表情，然后细细地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