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个月的课程中我学会了去做千百件小事情：从洗衣服、补衣服，到在坦克排气罩上煎鸡蛋。我睡在野外，整夜站着守卫军营，然后发现晚上不睡觉不意味着第二天不能表现好，饭没吃饱不意味着会饿。这些事情我以前想都没想过。
我的目标是以后成为领导者，但我知道学会服从也同样重要。正如丘吉尔所说，德国人同时擅长扼住你的喉咙和屈于你的膝下，同样的心理特点也存在于奥地利军队中。如果你显出自负，对方就会想方设法挫你的锐气。十八九岁是学这一课的好时候，如果你等到30岁，就晚了。军队越是难为我，我越觉得“好哇，这才不会让我害怕；有什么招统统使出来吧。”最重要的是，他们把50吨的机器交给18岁的我，这种信任让我自豪，即使我不是每次都完美地履行了职责。
我的退役申请审理了几个月。在申请通过之前，我的服役档案上又添了一项不光彩记录。春末，我们在执行一项从晚上6点到早上6点的12小时训练任务。到了两点，连队移动到了山坡顶部位置，命令下来了：“好了，吃饭休息。坦克指挥官做简报。”
我正在和一个战友在对讲机上开玩笑，他刚得到一辆新型巴顿坦克，M60，靠柴油驱动。他犯了个错误，吹嘘他的坦克比我的快。最终我向他挑战，让他证明给我看，于是我们双双开下了坡。我本来想停——理智的声音如此劝我——但我正赢得开心。我坦克里的其他人都疯了，我听到有人冲我喊让我停下，但我以为这只是另外那辆坦克的驾驶员想占便宜。当我冲到坡下时，我停下来回头看M60。我发现一个士兵抓着我们的炮台，好像他命悬于此。我开始比赛时，他和其他几个步兵正坐在坦克上。
其他人有的跳下去，有的摔下去；他是唯一一个抓住了炮台的人。我们把灯打开将坦克开回山上——缓慢地，不轧到任何人——把七零八落的士兵接上来。幸运的是，没有人受重伤。当我们到坡顶时，有三位军官在吉普车里等着。我把坦克从他们身边开过，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我一从舱门里爬出来，这三位开始齐刷刷地向我吼，像合唱队似的。我立正站好直到他们吼完。然后其中一位走向前来，盯了我一会儿，开始大笑起来。“坦克手施瓦辛格，”他命令道，“把坦克开到那边。”
“是，长官！”我把坦克停到他指定的位置。然后爬出来，发现自己站在又深又厚的泥浆里。
“现在，坦克手施瓦辛格，我想让你钻到坦克底下。从后面爬出来，爬到顶上，下到炮台，下到驾驶舱，然后从下面的紧急舱门出来。再重复一次。”他命令我按这个路线爬50次。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完成了，身上挂着20磅的泥，几乎动不了。我爬的过程中肯定把一百多磅的泥弄在坦克里面了。于是我不得不把它开回基地，从里到外清洗干净。那家伙本可以让我在监狱里待一星期，但我承认这种惩罚方式更让人谨记教训。
我不是很确定，但感觉这次坦克比赛在我成功地申请提前退役上功不可没。上次事件后几周，上级们叫我去问话。指挥官的桌上摆着健美杂志和我的聘书。“跟我们解释解释，”他说，“你报名参加了三年的坦克手训练，但几个月前你接到慕尼黑的工作邀请，申请想在今年夏天退役。”
我喜欢军队的生活，我这么告诉他们，但慕尼黑的工作是我事业中一次巨大的机会。
“那么，”长官微微一笑，“介于你在这里算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们通过了你提前退役的申请。我们可不能让你再撞坏坦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