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管哪方面都很艰难。艰难是种常态。比如，牙医不用麻醉药。当你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长大，你会永远记得怎么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和惩罚，即使时过境迁。当迈因哈德快十四岁的时候，在家里有点不顺心的事时，他会离家出走。他跟我说：“我想我又要走了，但请什么也别说。”他会把衣服收进书包里，因为这样就没人注意，然后就消失了。
我母亲会急得发疯。我父亲会跟不同警局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去找他的儿子。如果你父亲是警长，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有效的叛逆方式。
一两天后，迈因哈德会再度现身，通常在亲戚家，或者他就躲在走路十五分钟能到的朋友家。让我很惊讶的是每次他都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也许我父亲只是想平息事端。他在长期的警务生涯中处理过足够多的逃狱，他知道惩罚迈因哈德只会使问题更严重。但我敢说他的自控能力在这时已经达到极限。
我想做的是有计划地离开家。我只是个孩子，于是我认识到走上独立道路的最好办法就是做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我什么工作都做。抄起铲子挖东西，我做起来毫不脸红。某个暑假，镇上一个在格拉茨的玻璃工厂干活的人给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份工作。我的任务是把一大堆碎玻璃铲到推车里，把它推过厂区，倒在一个大桶里重新熔化。工资日结，现金支付给我。
接下来的那个暑假，我听说格拉茨的锯木厂可能需要人。我把面包和黄油之类的小吃装进书包，带在路上吃。然后我坐公车到那里，打起精神，走进去说想见老板。
他们领着背着书包的我到办公室去，老板就坐在椅子上。
“你有何贵干啊？”他问。
“来找工作。”
“你多大？”
“14岁。”
他说：“你想干什么？你还什么都不会！”
但是他还是带我到作业区，把我介绍给几个在机器边做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正在把废木料切割成引火柴。“你在这里干活吧。”他说。
我当时就上岗了，并一直做到暑假结束。我的任务之一是把堆成山的碎木屑铲到卡车上。我赚了1400先令，也就是55美元。在当时这算一笔不小的财富。让我最自豪的是，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他们付了我一个成年男人应该拿的薪水。
我很明确地知道我要怎么花这笔钱。一直以来，我都穿迈因哈德穿旧的衣服；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新衣服。我刚刚开始参与体育项目——加入了校足球队——那年运动服流行起来：黑色长裤和带拉链的黑色运动夹克。我觉得运动服很好看，我甚至给我父母看杂志上穿着运动服的运动员的照片。但是他们会拒绝，说这是浪费钱。于是我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运动服。剩下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我没钱买新的，但是塔尔有个用旧零件组装自行车的人，我的钱足够在他那儿买一辆。家里其他人都没有自行车——我父亲战后把自行车当了，换了食物，再也没有去把它赎回来。我的车不完美，但两个轮子意味着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