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3)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以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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