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
2014年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突破1万亿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惊呼后，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问镜子里的自己：你动心了？在确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篇文章的标题。
几天后的12月9日午后，当我正为此文写下最后几段文字的时候，沪指暴跌5.43%，失守2900点，两市交易量突破1.2万亿元。
在这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我的心里既无侥幸，也无悲喜。因为，正如标题所示：我从来不炒股。
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
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
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作“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