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李济深

我所认识的李济深 早在一九四二年春，我就和李任潮 (济深) 将军第一次见面。 那时我刚由被 El军占领的香港化装逃出，到桂林任《大公报》 总编辑。“入乡先拜土地”，我照例要去各方当局作礼貌性的访问。 当时李将军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 主任，名义上是西南各省—— 包括两广、湖南的最高军政首脑。 接谈之下，发现李是一位蔼然长者，全不像赳赳武夫，更没有 那股军阀气味；而谈吐文雅，和我谈得相当坦率，不掩其对国民党 政府不满的心情。 大家知道，李曾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达两年半之久 (从一 九二八年蒋桂战争爆发，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 人对立情绪很严重。为什么那时蒋介石会派他在桂林担任这个重要 职务呢? 这还要简单地从头说起： 在黄埔军校成立以前，粤军第一师一直是孙中山先生所唯一倚 重的武力，师长邓铿 (仲元)，对孙先生始终忠实、服从。一九二二 年孙先生第一次北伐，出师桂林，第一师即为主力，邓并派精锐部 队随军保卫，他自己留在广州，竭力筹饷，筹办枪弹，供应前线。 后陈炯明叛变，第一师又保护孙先生回师广州。李任潮先生民国初 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即任该师参谋长。一九二二年三 月，邓铿被陈炯明派人暗杀于广九车站，全师大哗，群龙无首。当 时，旅、团长陈铭枢、张发奎等争持不下，乃共推温和、厚道的李 任潮继任师长。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编组军队，以黄 埔毕业生为骨干，编为第一军；粤军第一师则扩编为第四军。在当 时的七个军中，以第四军实力为最雄厚，其中的中共党员也最多。 032 ◎ 风雨故人 国民革命军出师，第四军出湘鄂，在前线所向无敌，有铁军之称。 叶挺同志率领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两个有名战役中，击溃 军阀吴佩孚主力，厥功最伟。 所以，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将江南 游击队改称新四军，以纪念四军的历史功绩。 在抗 Et战争“保卫大武汉" 的计划失败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 区的“司令长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佘汉谋、驻柳州的张 发奎，全是旧四军出身的将军，而且在蒋看来，都桀骜难驯。因 此，要借重李济深这位“老长官”，居中加以调处。事实上，“桂林 办公厅" 只是一个大而空的架子，没有什么实权。 从那次访谈以后，凡遇到时局有什么风云变幻，我总去找李将 军探问究竟，他对我也知无不言。有时，他也主动约我去聊天，从 而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谊。 抗 日战争胜利后，我回沪主持复刊《大公报》，任总编辑。一九 四六年三月，因和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意见不合，辞职重回《文汇 报》，重新确定言论方针，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内战，在宦乡、陈虞 孙、孟秋江等同志通力合作下，态度鲜明，内容一新。 大约在是年年底，有一位胡信达同志来约我，说任潮先生已由 宁来沪，准备长住一个时期，希望早 日与我见面。我即由胡引导， 同车至愚园路江苏路口的一幢大房子 (此建筑原为伪准备银行“总 裁" 钱大槐的寓所，后接收改为“军委会”的高级招待所)。 我们互道寒暄后，任潮先生笑着对我说：“在重庆的时候，我 和焕章 (冯玉祥)、龙志舟几个朋友早有约定，在国民党内发展民主 运动，先从办报人手。决定抗战胜利后，先在上海办一报纸，呼吁 和平、民主。后来看到你主持的《文汇报》(当时报头下印有‘总主 笔：徐铸成’字样)，觉得言论态度，和我们所希望的完全一致，因 此，我们都认为，没有另办一张报纸的必要了。" 接着，他还含笑 第一部分 正 篇 ◎ 033 补充一句：“再说，我们也难以找到一位像你这样的办报老手呀。" 谈了一阵别后的情况，他感慨地说：“这几年在重庆、南京，挂 了一个军事参议院总长的空头衔，什么事也管不了，行动也不得自 由，因此我借口要休养，匆匆来了上海，不想再回去了，以后看形 势再说。’他又关心地问我：“《文汇报》经济情况如何? 支持下去 有无困难?" 我说：“销路天天上涨，很受读者的欢迎。就是配纸 少，要去黑市高价买纸，经济上是有困难，但我和严宝礼 (当 时《文汇报》总经理 ) 有约定，一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二不接 收有任何政治色彩的投资。否则，反动派就会乘机渗透进来。’他 说：“龙志舟对《文汇报》和你很钦佩，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密 苏里大学念新闻，准备毕业后叫他拜你为师。”我说：“我们正在 招募读者股，读者踊跃认股，但都是三元、五元的零碎拼股，可 能还有余额。’他说：“那我关照龙志舟驻上海的代表，把余股都 包认下来。" 后来，龙先生的亲戚任兴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李澄渔先生， 找严宝礼兄联络，包认了多余的股款。但事有不巧，李有急事需赴 香港，乘的中航机，因大雾不能在香港降落，飞往马尼拉途中失 事，乘客无一幸免。我们看到《大美晚报》刊载死难乘客名单，为 之叹惜。 我那时家也在愚园路，彼此过访，散散步就到了。我有空常去 闲谈，任潮先生也来我家吃过几次便饭，陈真如 (铭枢) 先生曾同 他一起来过两次。有一次李还约了薛岳同来便餐。薛那时正被蒋投 置闲散，席间曾发牢骚说：“当年北伐的时候，沿途老百姓争着送茶 送水，担肩行李，抢运伤员，敌人有什么动静，马上来报告我们， 所以一路打胜仗。现在，老百姓怕拉夫，部队未开到，老百姓就跑 光了。给养都靠长途背运，我们刚开进一个地方，共产党就得到消 息，马上把我们包围了。这个仗怎么能打下去!” 034 ◎ 风雨故人 大约在一九四七年春，任潮先生就秘密离沪赴港，头天他给 我打了个电话，互道珍重。虞洽卿是有名的拥蒋大商人。他的两 个儿子，却各有一个民主人士朋友。虞洽卿死后，他们各掌管一 个轮船公司。任潮先生是虞顺懋在三北公司驶港轮船中，秘密定 了一个舱，并资助送走的。他的兄弟虞顺慰则同时在宁绍轮上， 送走了章伯钧先生。这些，都是我后来到港后，他们亲口对我 谈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被反动政府封闭，我受到了变相 的软禁——不许离开上海，隔几天就有不知名的人打电话问我是否 在家。 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 (即大家知道的唐纳) 忽由港来 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 我说：“我从来未参 加过任何党派，也从未办过机关报，我怎么能去呢?" 经与严宝 礼、宦乡同志等商酌，决定由我去港看看情况，如有可能，即在 港创刊《文汇报》。由吴绍澍帮忙，掩护我摆脱监视，秘密乘飞机 到了香港。 任潮先生的寓所在半山的罗便臣道，是一幢不算宽敞的旧式三 层楼房子，陈设也极普通。他热情地欢迎我，并约陈劭光、陈此 生、梅龚彬三位同志——都是民革的中常委一起谈办报的事。他赞 同我的打算，说：“《文汇报》能来港出版，影响就更大了。我们可 以打消出版报纸的原计划，号召同志们向《文汇报》投资。”陈、 梅等同志也赞成此议，但他们都没有钱，任潮先生为了倡导，他自 己把桂林的一所住宅卖了 (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因李与桂系 有“香火缘”，只得眼开眼闭)，得了一万元港币，交了股款。其 余，蔡廷锴将军认股三千。以后，我正式筹备创刊《文汇报》，主要 股款，还是虞顺懋投的资。此外，在维持最困难的时候，由李一平 第一部分 正 篇 ◎ 035 先生的同情支持，介绍龙志舟先生的在港代表，先后投了三四万港 币。那时原定任总经理的严宝礼兄不愿肩此重任，我只得兼管经理 部的工作，每天于编报、写文章以外，还要筹划人的“开门七件 事”和机器的“食粮’——白报纸和油墨等，每天只睡三四小时， 真可说是“困苦艰难备尝之矣"。因此，我对尽力支援我的先生们， 更加由衷感激。 解放之初，我每次到京，必去东总布胡同拜访任潮先生，他也 总热烈接待，坦率交谈。记得还有一次，我无心闯了一个“漏子’。 那时，他被接待住在北京饭店，我则住在六国饭店。有一天，我去 访晤，任潮先生说：“铸成兄，你是老北京，来京后看到什么好玩的 地方没有?’我说：“前天，我去开明戏院看了一次京戏，杜近芳、 杜近云姊妹唱做都很好。" 他说：“我整天在饭店里，像关在笼子里 的鸟一样，也想出去走走。" 我说：“那好办，我去订票，请你看 戏。" 高佬蔡 (朋友对蔡廷锴将军的爱称) 马上接口说：“千万不要 忘了我。” 第二天，我购好了票，并在大栅栏厚德福豫菜馆订了一桌便 席，先请他们和民革其他朋友吃了饭，然后同去开明看了戏。李、 蔡诸先生都心满意足，一再称谢。 翌日，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对我埋怨：“您知道我们出动 了多少人，一直暗中保卫到你们回到饭店。现在特务活动还很猖 獗，出了点问题怎么得了! 以后，请您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当 然，以后我也再未惊动这几位先生。 一九五七年后，我已“破帽遮颜过闹市”，再无颜去与任潮先 生通音信了。有一位曾任他的机要秘书的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 说：“李任公很想念你，一再对我说：徐铸成是老实人，有才有识， 一向对人民事业忠诚，我不相信他会对党有所不满。你有便，给我 捎个口信给他：照常来往。”可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再无机 036 ⑩ 风雨故人 会晋京。一九六。年左右，李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他的音容笑貌， 只能长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