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第一个党员
去年深秋，我曾重游离别已四十八年的武汉，写了一组“武汉
寻梦记"，陆续在《湖北日报》刊载。
按年序排列，北京是我进大学、开始跨进新闻界大门的地方，
应是第二故乡。一九二九年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安家落户逾两
年半，跟张季鸾、胡政之先生学习，仿佛艺徒正式坐科班，学采
访、编辑，学写作评论，在这“富连成" 中，生、旦、净、末、
丑，唱、念、做、打，文武场，都打下了一点根底。又值那时正
在“九一八" 前后，中国开始国难深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家
正在萌发否极泰来的曙光。所以，天津虽是我的第三故乡，但我对
她的感情却是特别浓郁。
从一九五一年曾在津小住半月后，也已暌离她老人家三十四年
了! 承友好们的邀约，将重游旧地。像小媳妇盼回娘家一样。这一
阵，我已思绪起伏，难以平静。回到娘家，看到许多崭新的变化以
后，会有写不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感念吧，那么，先把旧印象
回忆清理出来，对我，也应是新旧对比的材料。
关于《大公报》和它的吴 (鼎昌)、张 (季鸾)、胡 (政之)“三
巨头"，我在拙著《报海旧闻》等中已简易回忆过了。除此以外，最
引起我怀念的是吴砚农同志。
他是我天津时代的老同事，那时，我当编辑，他当记者，都是
初出茅庐。我初到天津时是二十二岁，他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再次相逢，则在一九三六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以后，我编
要闻版，他从 El本留学回来，任各地新闻版编辑。
他怎么离开天津到日本去的呢? 他没有对我谈，我那时早去汉
第一部分 正 篇 ◎ 025
口当特派记者了。是从津馆来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事、老工友告诉
我的。
从一九三一年冬 日本侵略者发动天津暴乱以后，《大公报》即
从“日租界" 四面钟搬到“法租界" 三十号路新址，不久，砚农即
秘密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往往在深夜出去工作，暗中散发传单。百
密一疏，被“法租界’的“尾巴" 盯上了。有一晚，大公报馆忽被
巡捕、密探层层包围，说是要搜捕共党分子。报馆高级职员交涉无
效，他们气势汹汹，说是目击有人散发宣传品后，逃进了《大公
报》，事关租界“治安"，一定要严密搜查。在这紧急关头，工人们
设法把砚农保护起来，警探无法查获，悻悻而去。
胡政之是一贯守住“不党”这个“社规" 的，不容许职工参加
党派活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结怨任何党派，他再三权衡、考
虑，并征得砚农同意，把砚农秘密送往日本留学，兼作《大公报》
驻 日记者。
不知是谁先去谁后去，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大公报》有两位
驻日记者，另一位是于立忱女士，即后来成为郭夫人的于立群同志
的胞姊。也是半工半读，在一所女学校攻读。
上海《大公报》创刊后，砚农埋头工作，沉默寡言。有一次和
我闲聊，说前一年胡政之先生为订购新式卷筒印刷机，曾赴日本参
观。有一次砚农去旅舍请示工作，忘了事前敲门，进门后，看到胡
先生正在和于立忱女士密谈工作，感到自己的闯入很失礼。
我也有过类似的冒失经验。张季鸾先生一向对我很信任，他每
次去外埠公干，总委托我代为处理他的信件，并且凡是有关公事或
稿件的，代为答复或发排，私信则暂为保存。有一天，看到一
封“东京于寄’的厚信，以为是通信稿，贸然拆开了，哪知开头就
写着“四哥青览’，知是私信，连忙封好了。
一两个月后，于女士回沪联系工作，没几天，就听说她在旅舍
026 ◎ 风雨故人
自尽了! 不知是生活的苦闷还是受到什么难解的刺激。
后几年，我看到郭老在《洪波曲》中曾提及此事，只有些余
忿，语焉不详。
“七七" 抗战后不久，砚农即离沪北上。上海抗战三个月，沦
为“孤岛"，《大公报》上海版也继天津版后，宣告自动停刊，先后
出版汉口版、香港版，我留在上海，参加甫创办的《文汇报》。
和砚农重新见面，是在一九五一年夏，我参加的第一次赴朝慰
问团，去朝工作两个月后，全团回到天津休整，整理笔记，商讨如
何向全国人民传达。在黄敬市长的招待会上，我和砚农重逢，畅叙
契阔，才知他一直在华北解放区工作，那时任天津市委书记。他殷
殷询问许多老同志的近况。即使对有些落后的，也非常关心。
以后，我再未重游天津，只在老友邵红叶同志口中，知道他转
任河北省委书记。
在那个“十年" 中，不断传来他被“揪出”、“批斗’和折磨的
消息。我也在“隔离’、“揪斗" 和在“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中，自
然没法打听详细的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知砚农同志也已得到
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已身残心瘁，在北京休养中。一直打听不
清他的住所，几次人京，迄无法探访。只能默默地祝愿他早 日康
复，希望有一天能欢然道故。
杨刚同志是一九三九年进 ((大公报》的，长江同志也在此前后
光荣参加共产党。据我的估计，砚农同志大概是《大公报》中第一
个中共党员。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