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媒体公布并谴责了玛丽与已婚科学家保罗·朗之万之间的绯闻，这激起了民众情绪的动荡。尽管如此，玛丽继续她的科学研究，研究放射性的治疗用途。最终，她得到一个实验室，她把和皮埃尔一起提炼的一克镭捐赠给了实验室，这克镭价值一百万法郎。她的研究为她赢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19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她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并和丈夫在1935年获得了物理学奖。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而罹患白血病，玛丽·居里于1934年去世。1956年她的女儿伊雷娜也死于白血病。
玛丽·居里总是谦虚低调，淡泊名利。她总结自己的哲学说，“工作给生活带来了幸福的甜蜜味道”。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雅各布和雅克·莫诺以及他们的实验室主任安德烈·利沃夫，在1965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雅各布的回忆录《内在的雕像》非常有名，他在里面描述了三人之间的合作：
我们之间构建了一种异常强烈，开放亲密的智力关系。每天从早到晚，我们都会待在一起好几个小时，计算、分析、评价实验结果，得出推论，纠正假设，调整新的实验。一起唱一首歌，吹哨四重奏。我们也互相开玩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狂热和嬉闹的气氛中，每次都轮番戏弄彼此……很快，我们达成了罕见的共识，我们的讨论开始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就像乒乓球比赛一样，爆发出的都是短回合的较量。几乎不会出现一个人开口说话，另一个人不等对方说完就开始回答的情况……我们之间是如此和谐亲密，我们之间的妙语对答如此之快，我们的思想训练如此协调，通常很难说是谁第一个提出一项假设或提出一个实验……近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友谊像一首史诗一样绵延开来。
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因发现了DNA结构，在1962年共同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克里克指出他们合作成功的一条准则：
你必须完全坦诚，你对合作者说话的态度可能很粗鲁。跟那些比你资历太浅或者太资深的人一起工作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当大家都想着要注重礼貌时，所有良性的科学合作就到此结束了。
丹尼尔·卡尼曼就是一个体现合作很好的例子，他获得了2002年的经济学奖，并与阿摩司·特沃斯基合作多年。
我们之间的相处非常开心。我很快发现，阿摩司能弥补我在写作上的短处。他从来不会觉得迷茫，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向感。跟他在一起，事物总是向前发展。虽然进展可能很慢，但我们连续制作的每一版草稿都是改进—如果是我独自工作，这些都不会想当然的发生。阿摩司在工作中总是充满自信、利落优雅。我很高兴能够找到这些跟我的想法契合的特征。当我们写第一篇论文时，我意识到它比我自己犹犹豫豫写的文章好多了。我不知道阿摩司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作—我们不是在互相吹捧—但显然他也很开心。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在这种模式下相处了10多年。诺贝尔奖被授予我们在这段紧密合作期间所创作的成果。
阿摩司·特沃斯基于1996年去世，6年后丹尼尔·卡尼曼被授予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