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建立了一个传统（梅德韦杰夫把它保持了下来），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会录像，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转播。显然他认为这显示了开放和民主。事实上，它意味着议政会议成了作秀。本来应该是不受打扰，在内阁的闭门会议上无所顾忌地讨论棘手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听普京讲话，至多是他和部长们装腔作势的对话。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电视上播出内阁会议的情形，谁也不期望有这样的转播，因为困难的决定只能在非公开的场合作出。所以，普京抓住“民主”的皮毛—把决策者搬上电视—把它变成了独裁的工具。
2011年2月普京参观第一频道的演播室时暴露了自己对媒体自由的粗陋理解。他对记者们说：“我想所有部门的代表都必须上联邦电视节目，介绍他们部门的工作，解释那里的情形，使人民能听那些官员亲口说明他们的意图和计划。”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很开明。但俄罗斯电视缺少的不是对政府“意图”和已然确定的“计划”的“说明”，而是在计划确定之前对政策进行有理有据的自由辩论。
然而，普京的制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它却不像人们经常肤浅地说的“和苏联一样”。2009年1月，普京在达沃斯对如何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发表议论后，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嘲讽的评论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很高兴听普京总理鼓吹自由企业，我希望在他那儿能行得通。”2011年，《巴尔的摩太阳报》刊载了一篇关于俄罗斯人喜欢快餐店的文章，标题是：“同志，我们就是喜欢。”（取自麦当劳的广告）同志！俄罗斯人彼此不称同志已有20年了，但似乎过去的印记依然存在。
只要看看在莫斯科机场排队准备举家出国度假的兴奋的人群，或参观一下展出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物品的古拉格博物馆，或去剧院观赏根据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话剧，或浏览一下俄罗斯的网站和博客，或哪怕只是在今天的莫斯科下饭馆，逛商店，你就会知道俄罗斯已经完全变了。
本书即将完成时，我想引用曾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爵士的话。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和对它的人民的理解使他对俄罗斯的观察别具慧眼。“普京的办法有许多缺陷，”他写道，“但它使俄罗斯恢复了自尊，为将来的繁荣和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外人最好闭嘴，不要乱提建议。那些建议有时是傲慢的、侮辱性的，经常是不得要领或毫无帮助的。”
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恰恰没有这样做。正如本书所述事件表明的那样，对于新冷战的爆发，可能美国和普京都有责任。前者麻木迟钝，后者为追求恢复俄罗斯的自尊和地位这一合理目标不惜采取强硬蛮横的手段。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双方都落入了固定思考模式的窠臼，这种思考模式是植根于两种意识形态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俄罗斯意识形态”，而且争取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完全不同于苏联理念向全球扩张的野心。然而双方都停留在冷战思维中，仍然时有冷战式的摩擦，结果是彼此剑拔弩张，而不是试着理解对方的忧惧。
俄罗斯的人民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表示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但他们痛恨随之而来的混乱。普京带来了稳定，却限制了民主。俄罗斯人尚未找到一位能让他们二者兼得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