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由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BrookLapping）制作、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4集电视纪录片《普京、俄罗斯和西方》中担任首席顾问。我的这本书部分来自我在此期间的工作经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们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访了众多高层人士，时间长达几百小时。这些原始的采访资料使我对很多从前报道过的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过去3年里，我任普京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顾问，本书的有些内容来自这段个人经历，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宫决定聘用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合伙公司GPlus时，我没有料到我会偏离自己的记者职业。凯旋公关和GPlus内部均没有熟悉俄罗斯的人，突然间它们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给了我这份工作。当时我报道欧盟事务已经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罗斯社会，我觉得这份工作不无吸引力。我学过并教过俄语，在莫斯科做过笔译，在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工作过，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日后又转到英国广播公司。
我过去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令我更难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驻德累斯顿的克格勃特工时，他的上司为了报复撒切尔夫人，下令驱除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也将我驱除出苏联。我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是被驱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记者中的一个。这是冷战时期最后一次最大的间谍丑闻。我不禁想，作为普京的顾问重返莫斯科该是何等的讽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媒体顾问，工作地点在布鲁塞尔，但定期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全球范围内这批人的人数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全职顾问。我与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员混得很熟，虽然他们始终对我存有戒心，但在那些岁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外国人了。我讲述的2006~2009年间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个人的所见所闻。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劝说他们对报界开放。一个简单的前提是：你说得越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越多。俄罗斯的政界人士对这一观点极为抵触。我离开公关一行、重操记者旧业后很久，他们一如往日。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套节目时，发现了这一点。劝说俄罗斯的高层政客接受采访难上加难，几位关键人物干脆拒绝接受采访。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访，但此前他们的部属百般阻挠。他们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上司，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干脆把我们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节目时，见到克里姆林宫的头号领导人反倒比现在还容易些。临近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年里，随着政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我们的工作也愈加难做。整个政府机构陷入停顿，普京和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不肯透露两人中谁会竞选连任。我们突然发现，原先答应过的采访又被取消了。显然，在局势变幻不定的时候，谨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员不敢抛头露面。
尽管如此，为拍摄这一电视系列片以及我写的这本书，我们还是采访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