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很早就以反布尔什维克知名。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破坏性和最为卑劣。”他认为英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曾有人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
贵族出身的作家阿·托尔斯泰回到苏联后，受到政府的青睐，无产阶级政府甚至准许他留用过去的仆人。据说，阿·托尔斯泰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
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当面对魏茨曼说：“我一生都爱你，毫无疑问，你是值得整个犹太民族尊敬和爱戴的。”但他背后又常常说魏茨曼的坏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揶揄挖苦，说魏茨曼“长相邋遢”，“缩头缩脑”，讲话“谎话连篇”，为人“恬不知耻”等等。
波兰数学家伯格曼离开波兰后，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工作。他不大讲课，生活支出主要靠各种课题费维持。他的外语得不到锻炼，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很晦涩。伯格曼本人从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会讲12种语言，英语最棒。”事实上他有点口吃，无论讲什么话别人都很难听懂。有一次他与波兰的另一位分析大师用母语谈话，不一会儿对方提醒他：“还是说英语吧，也许更好些。”
1949年2月，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
简·芳达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简自承：“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胡志明曾想跟他的中国恋人结婚，但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不同意，一位领导人对他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声名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想当一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但他很快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要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不能存在，因为首先人们必须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而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布罗茨基说，自从有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