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一些有关中国电影的问题。之所以要问他，因为他算是中国共产党里的电影评论家。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毛泽东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武训的家乡山东聊城去，他是实际的负责人，组员包括江青，调查组每天将调查材料转送到北京供毛泽东写批判文章。一九五七年，他派记者并亲自去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上海，搞了一个专题“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这一年，他还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电影的锣鼓》，指出党对电影的干涉，提到票房价值，说“为工农兵的电影不能内容只有工农兵”，于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自点名批判他，说台湾转载了这篇文章，又说，“钟惦这个名字很怪，文章倒还可以看”，这有点像问一个不叫波罗的意大利男人你为什么不叫波罗。
钟惦于是带着他的怪名字消失了，那时他三十七岁。二十一年后，一九七九年，允许他用他的怪名字发表影评，于是中国八十年代的电影又开始有他的影响。
我常常从旁观察这个几乎是新中国电影的阴影的父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电影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电影界正在激烈争论电影文学是不是文学。“阴影”回答，电影文学是为电影审查者写的通俗文字，因为审查者看不懂电影工作本。中国电影文学是五十年代初向苏联学的，而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电影审查制度。“阴影”点了支烟，接着说，电影是可以进中南海的艺术，中南海不看小说，所以电影□□□□。
直到今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仍然是由□□□点头，才被允许在中国放映。一个法国电影史家说过，□□□□□□不懂电影，因为他们审查剧本；□□□懂，因为他审查剪接。
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导演开始拍电影了，这几乎是一个偶然。张艺谋与何群在一九七七年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因为年龄超过，不被录取，但是这件事闹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震的办公桌上，黄震曾做过很久的驻法国大使。黄震批准了超龄者的入学，造成了超龄者毕业时的麻烦。电影学院将这些当年的超龄者分配到一个边远省份广西的电影制片厂去。那里有世界著名的桂林山水，但优美的风景没有刺激起这个电影厂拍片的欲望。你如果明白，电影市场与你毫无关系，不拍电影也能领到工资，而拍了电影反而可能碰上审查的麻烦，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何群的幽默是：还能怎么样？再往下分就到越南河内了。
张艺谋他们轻易地取得了第一次拍电影的机会，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浪费这个机会。这次机会的结果是影片《一个和八个》，根据诗人郭小川的长诗改编，编剧、导演是张军钊，摄影张艺谋，美工何群。电影在北京审查时造成内部轰动，但是没有通过。我还记得电影放完后，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审查者一边打毛线衣一边说：怎么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了？
“阴影”对张军钊说，不要按审查的要求做修改，否则留下的是一个不完整的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还是删去了不该删去的部分，六年以后批准上映，这时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已经在国际上造成轰动，这一批毕业生已被称为“第五代导演”。《一个和八个》最初虽然没有通过，但它让掌握电影生产的人意识到，这一批人是能拍电影的，而且可能拍出好电影，最低程度，能拍出得奖的电影，于是“第五代”有了最好的条件：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