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所进入的罗马，可以在1570年皮浪·李古寮（Pyrrho Ligurio）所画的地图上清晰看到。地图表明，这座永恒之城为城墙所环绕，城墙内有七座著名的小山。台伯河穿城而过，主要的地标、广场、公共建筑和宽阔的街道历历可见。漫步在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之城和教皇制国家（the Papal States）的首府，塞万提斯在被迫逃亡之后应当是大舒了一口气。不过，在罗马富丽堂皇的门廊之下，他可能也看到了那“邪恶的贼窝”〔这是路易斯·加尔维斯·德·蒙塔尔沃（Luis Gáílvez de Montalvo）在大约1587年7月写给弗郎卡维拉（Francavila）公爵的一封信中对罗马所做的描绘〕。蒙塔尔沃称，在罗马，“监狱中充满了西班牙人，大街小巷到处是妓女，城里满是教士”。塞万提斯抵达之后三个月，阿夸维瓦做了红衣主教，大约在这时候，他的管家离开他辞职南下。
前仆后继的传记作者对这一时期置之不理，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为时短暂，似乎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塞万提斯在罗马的停留的确为时短暂却意义重大。原因在于，他在一个马上就将成为红衣主教的高级教士家中的任职，不仅将他引向了有教养的和社会化的生活礼仪，而且也将他引向了特权世界，引向了一个礼节化的、等级制社会的习俗。在西班牙的宗教中心托莱多，红衣主教塔维拉（Tavera）的随从（每一位都拥有可与阿夸维瓦相比的地位）多达400多人。
不到23岁，塞万提斯待在全世界教会的中心—罗马一个野心勃勃的高级教士家中的这段时间，应当向他显示了一种礼节至高无上的文化力量，一个任命权、宗派和崇拜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他进入一个正为要职接受训练的教会巨头世界的入口。这也就承认他在罗马的逗留比一般所认为的远为重要。他将会看到彬彬有礼的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会看到外交过程是如何起作用的。没有任何教会巨头能够摆脱治国之道和政治阴谋的机关。那时涉及教皇制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结盟、停战、秘密亲近与暗中协商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在为阿夸维瓦服务时，塞万提斯很快就会听到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冲突与日俱增的流言：它是罗马当时茶余饭后的话题。
自从1521年贝尔格莱德陷落和1529年维也纳围城之后，奥斯曼就在建立一个将与天主教西班牙帝国相抗衡的帝国。特别是，土耳其人对巴巴里诸国的统治给伊比利亚半岛施加了持续的威胁，进而造成了几次冲突。1560年西班牙在杰尔巴（Djerba）已经被赶离了突尼斯的海岸，尽管马耳他在1565年获得了拯救。奥斯曼的惊人扩张足以强化对菲利佩二世在摩里斯科人所控制地区（例如格拉纳达）统治的抵抗。低地诸国（也就是佛兰德斯地区）也在1565年发生了反叛。许多天主教教堂遭到洗劫，1566年8月，加尔文教徒控制了乌特勒支（Utrecht）、代尔夫特（Delft）、莱顿（Leyden）的市政府，这些城镇都曾被认为是天主教城镇。菲利佩二世孤注一掷，召唤阿尔瓦（Alba）公爵去解决一位评论家所称的“爬行的新教”事业。在阿尔瓦忙于镇压佛兰德斯的叛乱时，国内的摩里斯科人乘机反叛，这一事件见证了奥地利的崛起，菲利佩二世的弟弟和塞万提斯注定要成为这一时代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