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睹、想象了我妈的苦痛之后，我曾经不确定，我的独活，是否可以理直气壮，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在那么多的缺失、负疚、误会之后，我是否还有幸福的必要性。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能与妈妈单独地相处一下。多么想和她真正地到远方去一次，远离争吵，远离我们命运里的人际纷扰以及俗规中的热闹。也许，在一种被世界抛弃的冷清中，我便可以拿出我的心来向她描述，而她也不再像荷叶对待水珠那样。不，我们会像一盆水接纳另一盆水那样，能互相照见。
人不可能再死一次，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担心分离了。我对这场相逢有一定的信心，原因也在于人死了之后，就不可能再死一次。因此时间失去了它的威胁。死去的人赢得了无穷无际的时间，那么这场寻找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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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小事。5岁的我在那个冬天拥有了一件新毛衣。这是一件属于春节的设备。那个年代，很多小孩都只在新年才有新衣，我盼了很久很久，从它被买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盼望时光加速。终于在大年初一这一天，一睁眼便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它，顾盼自雄地在家里走来走去。
这里要描述一下这件重要的毛衣。它粉红色，符合一个5岁小姑娘最正常和欠缺想象力的审美。它开襟，两边各用当时流行的针法编出一道麻花纽。与平常那些稚气又简陋的童装毛衣略为不同的是，它有个外翻的方形领子，可以使这件毛衣的主人拥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庄重感。这也是这件毛衣使春节格外令人期待的原因。
毛衣是妈妈买的，有好几个晚上，妈妈打开衣柜拿别的衣服时，我央求妈妈把这毛衣也拿下来让我看一看。它柔软地停在我手上，像一朵粉红色的云朵，把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温馨起来，都变成一种淡淡的粉红色。我看了看它，满心欢喜地又把它放回原处。
大年初一那个早晨，我穿着新毛衣在家里巡演了一圈，由于想象中赋予自己的光彩，难免有几分轻骨头。我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在天井里窜来窜去，终于，早餐还没有开始，我已经弄脏了手。然后又去水龙头前洗手，最后，就不可避免地把新衣服的袖口打湿了一截。
是冬天，打湿了的毛衣穿着无疑非常难受，手腕一截又湿又冷。我的心情从刚才的飞扬跋扈变成气急败坏。这一天还没开始，我还没来得及走出家门，让这件又新潮又高档的毛衣为我赢回些羡慕的眼光，难道就要把它换下来，换成平时那些灰扑扑的外套？我盼了那么久的时刻就这么取消了？那这个年还有个什么过头？
我小时候很没眼色，完全不知道当时大人在忙什么，也不知道大年初一最忌哭闹。我被自己这件小事打垮，哭哭啼啼地纠缠着我爸，一定要他帮我把衣服袖子变干。
我爸正忙得一头烟，大年初一的上午，在我们老家，除了要煮一种极为复杂的早餐之外，还要祭拜各路祖先神灵，同时还要准备招呼前来拜年的亲戚客人。我不记得我爸正在忙着什么了，说不定除上面所说的这些，他还有别的烦心事。总之，在这个最不应该哭闹的早上，我大哭大闹；在这个最不应该打小孩的早上，我爸痛打了我一顿。
那件毛衣在回忆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不再记得它的命运了，只记得我妈和我爸大吵一架。一直以来，我妈维护起孩子来有一种母兽般的凶悍。那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我而跟我爸吵架，更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场架格外猛烈。我知道，那件打湿袖子的毛衣是个导火线，于是，再没有眼色的我也噤声了。我隐隐地记得，观战的有邻居的几个大婶，她们的窃窃私语让我知道，是自己闯了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