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曲生何乐,直死何悲”(3)

成了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

由于那至关重要的三句话被李锐遮护了,田家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毛泽东对他未存芥蒂,只是总觉得他有点“右”。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庐山上便已明言。好在被毛泽东看作“右”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毛泽东愈入晚年愈偏“左”,在他看来,一大批反对极‘左’路线的人也就成了“右”了。

1962年夏日,在白浪滔滔的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他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使毛泽东的“左右”幸灾乐祸。

对于毛泽东的“左右”,田家英早已有厌恶之感。正因为这样,他对李锐所说的“三条”之中,头一条便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左右”,古书中指近侍、近臣,如《左传·昭公六年》中所言:“左右谄谀。”

又一次由于“站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到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中国的政治。田家英深知江青的为人,更加远而避之。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驯,不会为她张目,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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