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三)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路逻辑下,作了球赛式的比较: 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是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社会中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是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以以印度为参照的。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的知识界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 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庶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联,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对他/她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

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是社会主义国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在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我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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