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我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女同志。她鬓发斑白，说话口吻特别和蔼，用老母亲那样的神态与上访者讲话。她很注意倾听我的申述。当我向她陈述我对“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个判断的意见时，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反驳。大约近半个小时，我才说完。她听完，沉默不语，我关注着她的表情的变化，琢磨着她会如何驳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阵然后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过来，谁敢说自己没说过错话呢！”她这句话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无话可答。我所准备的要与接访人员一争高低的答辩完全没有用了，竟呆呆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此前和此后我曾多次与具有人事管辖权的单位和领导打过交道。“市高法”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护本单位、本系统错误的领导同志。她的真诚和毫无官派作风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没有官话、套话，还对我无辜坐牢表示同情，并说，你放心吧，大的灾难已经过去，一些小问题会很快解决的。直到今日，我想到她说话的口吻、待人的态度和办事情的负责精神都不由得激动。我觉得这位老人的态度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还很困难，可是由于大多数干部与知识分子在文革及既往的年代中受到过极“左”路线打压或伤害，对于刚刚到来的“第二次解放”无比欢欣鼓舞，对于受害者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人人之间多的是关爱，少的是互相妨碍。后来我写文章述及1970年代末，称之为“普遍欢乐时期”。“欢乐”是因为许多人有了光明，有的正在奔向光明的途中，有的看到了光明就在前面。
1979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个“再审判决书”。从表面上看，它与第一份没有什么区别。细看一下，那句“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被删去了，强调了当时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直到1980年夏天，我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了，有一天人事处来电话说“有件好事你来一下”。我去了，副处长说“市中法”又给你来一个“平反证明”（实际上仍是个“再审判决书”）。我一看仍署1978年10月19日，内容与第二份区别很小，只是把“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改为“都是针对‘四人帮’的”。我说只有一处很小的变动。副处长告诉我，别看这小小的变化，他们承认你是反对“四人帮”的了。我苦笑着说：“我谁也没反，只是对那时过度的谎言有点不适应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