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处”的传统色彩是通过它的名称“力行社”体现出来的。力行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有力的行动”，它出自《中庸》。该组织的全称如贺衷寒提议的那样，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后来的五个月里，它的创建人开展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在筹备处二楼的办公室里开会起草这个秘密组织的章程和纲领。这些人员全部是二三十岁，生于清末，先接受过传统古典教育，民国初期又进入现代学校，又都是黄埔一至六期的毕业生。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2页。固定来筹备处办公室的人有滕杰和他的妻子、康泽、杜心如、萧赞育、周复、叶维、娄绍恺、干国勋和赵范生。同上书，第109页。并见Chang，TheChineseBlueShirtSociety，pp 3—4。据邓文仪的儿子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来自长江流域，尤其是“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而这些地区“仍保持了是好是坏的中国传统社会情况——从好的一面讲，这批人曾亲身体验过其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义；从其坏的一面讲，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谋求改革”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2页。。
作为黄埔的毕业生，这些军官们受过军事训练，养成了在集体行动中注重效率、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讲究果断的意识；他们接受服从命令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同上书，第79页。他们也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这些创始人中间，除了桂永清曾在德国受训，其他人均在日本或者苏联学习过。同上书，第109页。九一八事件后，日本警察的镇压使大批的前黄埔学生从日本涌回国。同上书，第110页。在东京的黄埔学生们以国民党支部的名义，在任觉五的组织下上街示威。结果任被逮捕，释放出狱后又遭到日本军警的骚扰。他于1931年11月回到中国。他和其他的黄埔毕业生在回国后与滕杰取得联系。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龚德柏和另一些人在贺衷寒的朋友加同学萧赞育领导下成立的“旅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同上书，第110页。在非黄埔毕业生中有黄慕松、雷震和陈海澄。萧赞育是总干事。龚德柏的《救国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呼吁中国人“抗日锄奸”，而且尽管龚本人并没有参与力行社的活动，但许多“筹备处”的成员利用了它的报纸作掩护，假装成是它的编辑或记者来开展他们自己的工作。显然，蒋介石的这些弟子们首先想到的是积极争取用军事防卫来对抗日本，而蒋却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因为他已逐渐认定，当务之急是要安抚日本，以便争取时间消灭共产党。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110页。蒋介石在两广集团谴责了党中央后，于1931年7月23日的讲话中宣布“安内”为首。同上书，第126—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