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在死海发现的一批古代手稿，约有八百多卷，文字为希伯来文和阿拉姆语，撰写的日期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发现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东部库姆兰废墟附近的几个洞穴。负责监管死海古卷的是以色列文物局，该局一方面拒绝让某些研究者查阅古卷，一方面却任意让其他某些研究者查阅，外界对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一直非议不断。一九八○年代初期，死海古卷拍成照片，底片分存四个地方，其中就有亨廷顿藏书楼。莫菲特决定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设限制对外开放使用死海古卷底片，从而结束了独霸古卷的局面。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莫菲特去世。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项目编辑詹姆斯·H. 查尔斯沃思（James H. Charlesworth）在悼词中称，莫菲特“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成就了这项善行义举”，正是因为他决定对外开放使用这批古文献，使得对“死海古卷学问的兴趣激增”。
对于出现布隆伯格这位最大的雅贼的原因，莫菲特的看法可能也会饱受争议。他的某些同行乐于看到布隆伯格被绳之以法，大卸八块，而莫菲特持不同看法，他对这位仁兄不无恻隐之心。“布隆伯格的所作所为当然要受谴责，不可饶恕。不过，他和希恩又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做了很有价值的事情—— 表明了图书馆是多么容易被盗。布隆伯格做了一件任何图书馆人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引来了联邦调查局关注这个大问题。”
莫菲特说，“布隆伯格之类的偷书贼，只是偶尔出现而已，还不是最顽固的威胁，那些不诚实的学生和教职人员才是，但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他们相比图书馆人员本身倒是小巫见大巫了。说起珍善本和手稿，最可怕的威胁是来自‘内贼’。”
其实在布隆伯格被捕前的十七个月，佐治亚大学特藏部主任、绰号“双向飞碟”的小罗伯特·M. 威林厄姆（Robert M. Willingham Jr. ）在佐治亚阿森斯市克拉克郡高等法院被判有罪，十三项偷窃罪名成立。一九八六年被捕前，他从自己监管已达十年的哈格特珍本室盗走了稀见手稿、画片、善本。在定罪时，威林厄姆和布隆伯格都是四十一岁。不过他的罪行并没有在全国引起注意，也没有任何专业或业内的期刊对此作大幅详细报道，这些都不同于布隆伯格一案。因为威林厄姆偷书是为了牟利，他窃取的书籍价值多少也许永远也无法确定了。
在为期两周的审判期间，有证据表明威林厄姆不仅监守自盗，从他监管的珍本室里偷走珍秘善本，清除而且还显然毁坏了该校对珍本书登记入册的记录。事发之前，威林厄姆是大家公认的乡绅式君子，彬彬有礼。他举止文雅，受人尊敬，对美国南部邦联书籍版本造诣甚深，而这个研究领域正是佐治亚大学的强项。威林厄姆和得州奥斯汀的T. 迈克·帕里什（T. Michael Parrish ）共同编纂了一本权威书目，书名是《南部邦联书籍版本志》（Confederate Imprints），内容详略得当地概述了“从南方十一州脱离联邦（一八六一年）到南北战争结束时期的南方出版物”。此书初版于一九八七年，亦即他被佐治亚当局拘捕的次年。
威林厄姆的熟人都不敢相信对他的指控。几名被告的证人说，他曾到教堂的主日学校上课，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佐治亚州华盛顿市议会任职，基本上是一个“乡里的好男孩”。一位从小认识他的朋友说：“他真是个好人。对于他的忠诚，我怎么也说不够。我和他一起打高尔夫，到哪里都没见过他作弊，一杆也没有。”替他求情的还有佐治亚州前美国众议院议员小罗伯特·D. 斯蒂芬斯。
地方助理检察官里克·韦弗（Rick Weaver ）说：“威林厄姆先生受审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交游甚广的好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贼。”对威林厄姆提起公诉是来自加里·齐皮迪·杜达（Gary Zippidy Duda ）的证词。杜达是一位亚特兰大珍本书商，这个名字应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