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的会面中，法伯和卡梅伦向我承认，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肯放弃，为什么不肯接受菲尔离开我找了别的女人的事实，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我说我是个感情特别专一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样问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说又不合理。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觉得永远不会爱上别人，他们也对我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我当时确实是那样想的。
这时，菲尔的弟弟比尔·格雷厄姆从佛罗里达赶来陪他，代表他处理一些事情。他待了几天，给罗宾打了个重要的电话，对菲尔和我都帮助极大。1月27日，菲尔给他写了封信，感谢他“暂时充当了哥哥”，并说“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慢慢地（同时也是谨慎地、耐心地、小心地）解除你的责任”。
在洛奇医院待了几天后，菲尔开始到法伯的办公室看病。他从亚利桑那州回来5天后，我才第一次在法伯的办公室见到他，跟他一起开车回了切斯特纳·洛奇医院。第二天我又去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详细地跟我讲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多么可怕，而切斯特纳·洛奇医院的工作人员既和善又聪明，用聊天的方式让他放松下来，恢复到了目前的冷静状态。
在1月27日的信中，菲尔跟比尔·格雷厄姆说到了我们的谈话。他说：“凯和我进行了特别好的交流。好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说谎和欺骗她。你知道，她还是很疲惫，她受到的伤害比你想象的更深。”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谈了很多。这些事快要让我崩溃了，但我知道我必须忍耐，虽然会很艰难。我仍然希望并相信，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关系，菲尔会恢复正常，我们的家庭也会维持下去。菲尔曾经多次在极度抑郁后恢复了正常，我想是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
菲尔也在看书和思考。他重读了马丁·布伯关于罪恶感的一篇文章，在给比尔的信中引述了其中几段：“谁造成的创伤，就只能由谁来医治。”他（马丁）还说，做下坏事的人必须四下耐心寻找内心的光（即反思）来实现对自己全部罪行的自我反省；即便罪行已过去了很久，也要坚持谦卑地认识到自己还是那个有罪的人；然后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进行补救。这些伤害不可能召回或消除，但是“伤口可以从许多别的地方去治，不一定要从伤处去治”。
我现在正在经历第一阶段（自我反省）。到达这个阶段，我不是靠命令或指示，而是靠静下心来，在医生和护士们的帮助下，进行全面的自我忏悔。这是我第一次忏悔。我感到惭愧但很有力量。老弟，我会继续努力的。在切斯特纳·洛奇待了10天左右，菲尔连着3天去找法伯看病。我不知道是在欺骗自己，还是不愿承认事实，总之我觉得一切情况都很好，菲尔又开始恢复了。1月31日，我甚至给我们的好朋友赛·苏兹贝格写信说：“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情况正在‘又好又快’地好转……你可以随时给菲尔写信，我会转交给他，说不定等信寄到时他已经出院回家了，因为他现在好多了。”
显然，我不知道的是，几乎在我写这封天真的信的同时，菲尔对于未来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最后一次去看法伯时，法伯让他出院了。2月1日，菲尔回到了家，第二天星期六他跟唐和阿尔·弗兰德利去了韦尔比幽谷。但是，到了2月4日，他又跟律师朋友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和秘书查利·帕拉代斯去了纽约，直接赶到艾德威尔德机场，再次见到了罗宾。这次菲尔离家就不打算回来了。他可能一直在计划这件事，因为他后来给克拉克·克利福德写了封信，感谢他“在过去两周内对罗宾的照顾。只有你和弗兰克·斯坦顿好像还记得，男士应该照顾女士——即便是年轻漂亮的女士”。他还说：“我好不容易才让医生放行，逃出了那个监狱般的疗养院。我曾经想过找律师以快速获得人身保护权，但因为怕伤害孩子们和引起公众注意才作罢。然后，让罗宾踏上来美国的行程后，我想到有办法出去。当时我给爱德华·威廉斯打了电话。本来想打给你，但是你知道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因为你还有一些朋友和客户。”（菲尔所说的“朋友和客户”指的是总统）。
菲尔真的雇了爱德华·威廉斯做他的律师，坚定了跟我离婚跟罗宾结婚的想法，并且在给朋友的信中到处宣扬。在给吉恩·莫内的信中，菲尔解释了他未能出席一次宴会的原因：我本来想去参加你的宴会，但我当时被“囚禁”了。我现在出来了，你可以告诉西尔维亚，我现在非常幸福，完全恢复工作了。
除了从事新闻工作外，我现在特别关注《新闻周刊》的一位年轻记者罗宾·韦布小姐。我希望在近期离婚然后跟罗宾结婚。结婚以后，我们希望能跟你和西尔维亚一起吃个饭，如果你们肯邀请我们的话。菲尔还给他在切斯特纳·洛奇认识的一个病友写信，说很想念他和其他病友，等有时间就去看他们。他还让其中一个病友给他在《邮报》的办公室写信说：“回家3天后，我给在巴黎的罗宾·韦布打了个电话，忽然意识到我想做什么。她2月4日来了美国，我们现在住在纽约（根据律师的建议，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周末时会到弗吉尼亚州休姆镇的农场休息。我希望能尽快离婚，这样就能跟罗宾结婚。”
菲尔知道他控制着《邮报》，因为我父亲把大部分的A股股票都给了他。他觉得自己就是《邮报》的主人，因为他在这里工作了17年，使其取得了成功，所以他认为《邮报》就是他的。他设计了一个计划，打算用公司的钱买下我的全部股份，这样公司就全归他和罗宾了。但是我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最低谷的时候，感到非常困惑、艰难和痛苦。我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将失去《邮报》。我觉得他的计划是他病态的一种表现，我也知道他病得很严重，但事情已经很迫切，我被吓坏了。另一件让我感到害怕的事，是我听说爱德华·威廉斯做了菲尔的律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爱德华，但是我知道他是位知名的刑事诉讼律师，可以想象到法庭上的场景和斗争。
我必须面对现实——菲尔真的离我而去了。他已经永远离开我了，我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让我简直难以承受，但是我对《邮报》的感情很明确。我父亲确实把大部分股份给了菲尔，菲尔也的确将公司经营得很好，但公司是在我父亲的财力支持下才盖了一幢新楼，并在后来买下《时代先驱报》，保证了它的发展前景。是我父亲投入的数百万资金让《邮报》挺过了亏损期。另外，正因为我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开支，菲尔才可能用他在《邮报》的收入购买公司股份。因此，我很痛恨他掌控公司的计划，并决意捍卫自己的利益。我是不会轻易放弃《邮报》的。
我需要一位律师。作为公司负责人，又是菲尔和我共同的朋友，弗里茨·毕比在这件事中必须保持中立，因此凯威律师事务所向我推荐了盛信律师事务所的惠特尼·诺斯·西摩。他告诉我耐心等着，不要慌乱。虽然我作好了天塌下来的准备，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菲尔口口声声要离婚，但是并没有什么行动。爱德华·威廉斯后来告诉我，他建议菲尔不要马上跟罗宾住到一起，叫他们分开住，慢慢等着。他说，你不可能头一天离开家，第二天就要求离婚。
虽然我们没有跟菲尔直接交谈过，但是我一直知道他和罗宾在哪儿，有时是通过别人告诉我，有时是通过他打给孩子们的电话。离开家以后，他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菲尔带着罗宾到佛罗里达见了他父亲，他在给克拉克·克利福德的信中说，他父亲向罗宾保证，他要活到参加他们婚礼的那天，哪怕菲尔离婚需要两年时间。菲尔和罗宾从佛罗里达回来后住在皮尔森农场，农场是他1962年在我的帮助下买的。菲尔开始在那儿修建池塘，实际上是在重现我们当年在韦尔比幽谷的生活。菲尔想把他买的这个破烂地方建成漂亮的农场，这也很自然，但我发现他正在重建的生活好像是我们以往生活的翻版——他修建农场，在乔治敦附近租房子，到苏福尔斯、菲尼克斯和波多黎各等我们曾去过的地方旅行。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我到佛罗里达去见比尔·格雷厄姆，征求他的意见。那段时间比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交谈之后，比尔跟我一起飞到霍比桑德，去见我们的老朋友道格拉斯·狄龙和菲莉丝·狄龙夫妇。在那儿的时候，我打到《邮报》的总机，要求接通我家的电话。结果接线员搞错了，在我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接到了农场，是罗宾接的电话。我马上挂断电话，但是接线员这个失误让菲尔知道了我不在城里。他给我发了一封电报，问我他能不能到家里看看孩子们。我非常紧张，马上离开狄龙夫妇，第二天一早就飞回家里，以防菲尔回家。现在看来，当时不让菲尔来看比尔和史蒂夫的做法太苛刻了。他们很想菲尔，也很想见他，但是我很害怕，不知道菲尔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不相信他，不信任他。我不清楚他的状况，只是作出情绪化的反应。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陷入了紧张和无比痛苦的状态中。我开始独立起来，努力让我和孩子们的生活正常运转。除了忙于少年村工程的工作外，还参与了在华盛顿建立一所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但菲尔还是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他想见孩子们，还想让他们尤其是拉利见见罗宾。我担心他甚至会把罗宾作为未来的继母介绍给他们。其实，即便他这样做了，也不是世界末日，但我当时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了。每次菲尔打来电话时，孩子们就会进屋关上门。我知道他们经受着极大的痛苦，不能跟父母中的一方谈论另一方。几个孩子都遭受着不同的折磨，但对拉利来说尤其痛苦。为了父亲，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力量和爱，但却不赞同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和他身边的人。她答应到纽约去见菲尔，结果却发现有一大群人，其中包括罗宾，于是她坚决地说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唐也受到了很大伤害，但是对我和菲尔都很支持。最后我们约定了特定的时间，菲尔可以把比尔和史蒂夫带出去，通常是从学校接他们走，以免遇上我。
我继续从朋友们那里得到有关菲尔在哪儿和在干什么的消息，或者直接听说他的一些活动，因为他有些活动是高调、公开的。有时候相对平静，但我照样会知道菲尔和罗宾在干什么，因为账单或别的日常琐事会让他们的行踪进入我的视野。他们好像住到了一起。我听说菲尔给罗宾开了几张信用卡，并且已经把我们的账单分开，韦尔比幽谷的开支在我的名下，皮尔森农场的开支在他的名下。后来，菲尔的秘书查利·帕拉代斯问我，用不用把电话簿上我的名字由“菲利普·格雷厄姆夫人”改成“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我说不用。这件事让我有点生气，感觉有点受伤。
即便是在跟我分开生活的那几个月，我也能间接地知道，菲尔有些事情做得很好，有些事却让人迷惑不解。其中有件怪事发生在2月22日至26日间，当时菲尔去了纽约，主动介入到纽约报界大罢工事件中，认为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发行人们根本没邀请他，也不希望他掺和进来。菲尔再次把肯尼迪总统扯了进来，打电话跟他讨论大罢工的影响。本·布莱德利在1975年出版的《对话肯尼迪》一书中回忆说：“总统把拇指和食指捏得紧紧的，比画着说：‘菲尔身上，理性与不理性之间的界限就只有这么窄。’”
3月1日，菲尔离开纽约，跟罗宾到波多黎各过了两个星期。这期间，他又开始买东西，安排租了两套公寓，以后可以优先购买。虽然表面上是公司租用，但实际上是被菲尔和罗宾占用；菲尔甚至给人写信说，他们打算在波多黎各而非皮尔森农场安家。
几个星期后，菲尔跟拉斯·威金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菲尔写了一篇关于戴高乐的文章，想在报上发表。他一直关注戴高乐，认为他是个伟人。争吵中，菲尔甚至想辞退拉斯，但是阿尔·弗兰德利说：“他要是走的话，我也走。”眼看一下子要失去两位一流的主编，菲尔只好让步。
这次菲尔又把他写的一篇关于报界大罢工的文章交给拉斯，希望在《邮报》上发表。他还附送了七八页打印的材料，其中批评了《邮报》此前刊登的有关大罢工的文章，说应该事先向他请示。他甚至建议，应该在刊登他文章的同时，登载关于之前文章的书面道歉。拉斯不仅拒绝刊登菲尔的文章，还说如果《邮报》刊载的话他就辞职。菲尔再次让步了，但这件事加深了他和拉斯之间的矛盾，以至于菲尔甚至想让阿尔·弗兰德利接替他的位置，但是阿尔再次拒绝了。
菲尔还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关于古巴的那篇刊登在“瞭望”版，许多人写信来表示赞赏。总统也写信给菲尔，还附了一张便条说：“希望你哪天过来聊聊。”但正如记者查尔·罗伯茨后来所说，“后来格雷厄姆开始在电话里斥责肯尼迪，问他：‘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总统回答说：‘我知道我不是在跟曾经很佩服的菲尔·格雷厄姆讲话’”。
对我、菲尔、公司和希望公司维持下去的人来说，困难真的无时不在。正如我们的好友、驻英大使戴维·布鲁斯在日记中所说，整个事件“悲惨得难以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