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建设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李先念在会上说：“抓住一点或几点搞还可以。现在搞这样大的规模，没有经验。虽然有三十年了，但还是经验不足、不够。”因此提出：“鉴于宝钢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谦虚一点，谨慎一点。”
陈云讲完话后，李先念接着发言，他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
说起宝钢建设的经验教训，李先念主动承担责任说：“同意陈云同志讲的，宝钢上马仓促了。这不是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应当是我负责，因为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陈云插话：“搞四化没有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
说起中国今后的进口方针，李先念表达了与陈云一致的意见：“今后买设备一定要同时买制造技术、图纸资料和专利。”陈云进一步明确说：“这应该是一项大的政策。”
在中南海召开的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从6月16日开始，连续开了四次，直到6月29日才告结束。正如李先念所说：“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宝钢问题，对于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很有好处，很有必要。”
经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决断，尽管对宝钢建设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但是激烈的争论算是告一段落，下定决心“干到底”的意见压倒了“举棋不定”或“下马”的意见。关于这次会议的作用，直到1990年宝钢第二期工程彻底建成时，陈云还念念不忘这次会议的正确决策。1990年6月6日，他在与不久前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时，特意提到了这次事关宝钢命运的重要的财经委员会会议：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6.宝钢的事搞定后，陈云累倒了。下一步怎么做？他对各省负责人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对中央建议：“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
“干到底”的决策做出后，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按陈云的指示，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终于写出了给中央的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和写法，本身是按照陈云意思起草的，并经他多次修改，所以陈云于9月初在报告的改定稿上批示：“可以送了。”
随后，立即由李先念致信华国锋、邓小平和胡耀邦，信中说：
“财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陈云同志批示：可以送了。
“我意中央可以不拟批复了，即可按此报告办理。并印发政治局、财委各同志及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进出口委员会。”
中央常委一致同意。就在这期间，邓小平还对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邓小平还这样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为保住宝钢，陈云花费了非常大的心血和气力。
尽管后来社会上对宝钢建设的质疑依然此起彼伏，还发生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由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60条质询意见的事，甚至有人提出：“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这以后上马、下马的风依然吹来吹去。但是，宝钢在风风雨雨中曲折发展。1985年9月，宝钢按照国家调整后批准的计划，一期工程如期投产，第二年陈云再次视察宝钢时，对宝钢一期工程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并题词：“埋头苦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1991年6月，宝钢二期工程完工。2000年年底，宝钢三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