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家乡坪山坝农会派三个武装农民来成都，要抓我回去受审。其时我在工商联军管办公室工作，不能直接逮捕。他们去中共成都市委联系，被拒绝了。市委并批评他们不按政策办事，军管会知道后也斥责他们。三个农民只好空手而回。当时我并不知此情。半年后，我大嫂由坪山坝来成都，告知此事系族弟农会主席所为。在解放初期，农会可以随便抓人，乡镇可以随便判刑杀人，不管起义不起义，只要你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抓起来就判刑，或关或杀。如果我不是在大城市和没有参加工作，如果真的被抓回去，那时一个乡长就有生杀予夺之权，还能活命吗？很长时间我都搞不清楚。
1991年我回坪山坝探亲时，才知道是同族一位堂弟马千成想要公报私仇，以农会主席权力派人来成都抓我。所谓私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我父亲强牵了他家的耕牛，还打了他。我父亲早已去世，于是就迁怒于我。但马千成的亲叔说：当年马千成的父亲赶牛去山上放牧，牛从山上滚到岩下，跌断一只脚。我父亲出钱买回，请骨科医生治好后，用来拉推我家粉坊石磨。他父亲就后悔不该卖，还曾经要我父亲添价。那时我在读小学，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却要乘着时变势异，要到我身上发泄私愤，使我遭遇生死未卜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