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小时，大约三四岁，一个人到家门口的公园去玩。有人来问他籍贯，他说： “我是湖南人，我妹妹也刚好是湖南人，我的爸爸和爷爷、奶奶都是湖南人，只有我妈妈是江苏人。”
他那时大概把籍贯看成某种血型，他们全属于一个整体，而妈妈很奇怪，她是另类。
这个笑话在我们家笑了很多次，但每次笑的时候，我都悄悄生疼，从每一寸肌肤，每一节骨骸。
我有个同学，她说她母亲当年结婚时最强烈的感觉便是“单刀赴会”。形容得真是孤凄悲壮，让人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淑女一去兮不复还。”父系中心的社会，结构完整严密，容不得女子有什么属于她自己的面目，我的儿子并不知道他除了姓林，也该姓二分之一的张，籍贯则除了是湖南长沙，也包含江苏徐州。
母亲生养了孩子，但是她容许孩子去从父姓。其实姓什么并不重要，生命的传递才是重点，正如莎士比亚说的：
“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
可贵的是生命，是内在的气息，而不是顶在头上的姓氏或里贯。
晚明清初，有本书写得极好，叫《陶庵梦忆》。顾名思义，作者当然应该姓陶。其实不然，作者的名字叫张岱。为什么姓张的人却号陶庵呢？简单地说，就是作者在从事怀旧的、委婉的书写之际，不自觉地了解到自己也有属于母亲的、属于女性的一面。而他的母亲姓陶，他就自号“陶庵”。
也许只有那颗纤细的敏感的作者之心，才会使他向母亲的姓氏投靠。
张岱的情况更特别一些，他是遗民，身经亡国之痛。他勉强活下来，是因为想用余年去追述一个华美的、消失了的王朝。他渴望为逝去的朝代作见证并尽孝道，大明朝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母亲。
英国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剧作家弗雷（写过The Lady\'s not for burning）把自己的姓和宗教，都改成了外婆的，他本姓哈里斯，十八岁才改的。
近代作者中直截了当用笔名来表达皈依母亲之忱的便是鲁迅了。鲁迅原姓周，叫周树人，与周作人是兄弟，并享盛名。鲁迅算是第一个写现代小说的作者，有趣的是他的小说背景永远绕着鲁镇打转，“鲁”是周树人母亲的姓，他选择这个姓来作自己的笔名，似乎有意向父系社会的姓氏制度挑战。一生下来便已被命名为周树人是他无法抗议的，但当他有机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新名字，他便选择姓母亲的鲁。
附带一提的是，鲁迅的笔一向辛辣犀利，挖苦阿Q或孔乙己丝毫不留余地，但他笔下的女性却在坚苦卓绝中自有其高贵而永恒的刻痕，如华大妈，如夏四奶奶……
改姓改得更晚的是台大外文系的黄毓秀，在她改姓母亲的姓氏“刘”之前，其实常建议同学叫她“毓秀”老师。
还有一位在桃园监狱中服刑的年轻人，忽然从“天人菊写作班”学会了写作，生命也因而重新翻了一翻，他为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苏楠，他的理由如下：
因为我最最伟大、最亲爱的妈妈姓苏，她常常向我们抱怨，家里三个小孩没人和她同姓，无人和她同心。每回闹别扭，都嚷着说，你们这些姓郑的如何怎样、怎样如何的。所以，我的笔名一定要和妈妈同姓。
作家大概是最容易为母亲打抱不平的人，最容易向弱势母亲认同的人。
当代作家中的余光中，其身份证上法定籍贯虽是福建永春，但他少年时期一向认同的却是母亲的故里，江南烟水之地。
下一次，当有人问及我们姓氏里贯之际，让我们——至少在心里——也承认母亲的这一边的姓氏里贯吧！
——原载1999年5月号《台北画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