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中共的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的，但最初却是点了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一文，向铁托猛轰一炮。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外交部八年》中，曾写及当年陈伯达文章造成的错误影响：
1958年5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就先在外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了一些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2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中共接连发表7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