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国四大家族》

八年抗战已经过去,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进行惊天动地的大搏斗。1946年,陈伯达埋头于准备写作《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我和毛主席住处很近。我在写《中国四大家族》的时候,常常去向毛主席请教。书中写及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指出’,很多是毛主席跟我谈话时的见解。文章写完以后,送给毛主席审阅,他加了一些话。我觉得,毛主席所说的,四大家族集中的庞大财富,正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做准备——这见解很深刻。另外,毛主席还建议我在文章之前加个《题记》,我按照他的意思加了。为这个小册子帮找不少材料的同志,我在《书后》写明。”

这本书的《书后》写着:

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收到35年9月份为止。

帮助我搜集材料的,有陈真、吴俊扬、何均诸同志。陈真同志并为此特别在整整三个月中,夜以继日地工作。写作时候,王学文同志及其他同志提供过有益的意见,谨谢谢他们!

作者

其实,还应包括余文菲——她帮助陈伯达抄写文稿,出了很大的力量。

《中国四大家族》于1946年11月13日至19日,以整版篇幅连载于《解放日报》。这本书的影响,超过了《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

书的开头,点明了全书的立意:

全中国人口大概的数目是四万万五千万。除了中国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已经由人民自己做了主人之外,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还是在四大封建买办银行系统的统治之下,而这四大银行系统的统治者乃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四大银行系统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他们的集中组织就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四大家族就是蒋介石的蒋家、宋子文的宋家、孔祥熙的孔家和陈果夫陈立夫的陈家,他们的“最高领袖”就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也即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

这个四大封建买办银行与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统治特点,是经济的与政治的直接合而为一,并且经济的力量是直接利用政治的力量,还利用政治公开强制的掠夺方法,而发展起来。四大家族银行系统直接支配着国民党政权,并且以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银行”名义直接操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经济,而四大家族的主人也不但直接统治四大银行,并且直接集中国民党政权的军务、党务、特务、政务、财务的大权,形成了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政治形式的、封建买办的法西斯寡头独裁制度。

……

陈伯达曾说:

《中国四大家族》印后,感谢当时在国民党地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在南京)和叶剑英同志(在北京)等许多同志的指示和努力,大量印行,因此得以广为传播。

就在写作《中国四大家族》的那些日子里,1946年4月16日,余文菲分娩,生下一个儿子。

陈伯达当时与田家英的关系不错,田家英建议陈伯达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伯达同意了。

前文已经说及,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小农改名陈晓农。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攻陷延安。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北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率领,代表中央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工委则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转移到华北,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陈伯达随刘少奇、朱德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在工委——即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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