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短暂又弥足珍贵的岁月。带有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位俱同，更因黄萱已为陈寅恪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温暖，给陈寅恪带来了几许快乐。一时小楼成一统，几令人忘却楼外日渐繁嚣的现实世界。
《论再生缘》正是写于这段时期。应该说，这是一部陈寅恪生命情感宣泄得最畅快的奇异之作。
初期工作交流的艰苦，没有影响陈寅恪的兴致。黄萱初时不太容易辨别陈寅恪的口音，陈寅恪竟不辞劳累在黑板上先将语句写出，然后黄萱再抄下来。这种最原始的工作方法，1953年底汪篯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时目睹过，他私下里认为老师的工作效果已不如前，因为在清华园时，陈寅恪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其实，精神的愉快使得身体的劳累变得次要；而拥有共鸣，则令人文思泉涌。以陈、黄等人之力，用十三年时间完成将近一百万字的著述，该是何等惊人的业绩！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完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快乐对陈寅恪太吝啬了。
1954年夏，已任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要搬到市区竹丝村的宿舍。竹丝村距中山大学有十余里，要转两趟公共汽车，来回一次至少要花三个小时。黄萱的上下班一下子成为一个大难题。时年四十四岁的黄萱，向陈寅恪提出了辞去兼任助教的请求。
于今仍不易估量周寿恺一家搬离东南区一号给陈寅恪带来的影响。东南区一号坐落在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周家离去，陈寅恪失去的岂止是一个芳邻，陈寅恪更失去一份相存相依的倚托。陈寅恪人生的孤独，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从1954年开始还意味着是生存环境的。周家搬走后，新与陈寅恪为邻的是时任中文系主任王起（季思）教授。王与陈素昧平生。王起第一次接触陈寅恪是在1953年，那次学校专门组织中文、历史等文科数系的老师去听陈寅恪讲课，题目是“桃花源记”。
陈、王两家来往不多。1957年之前陈、王两人偶尔有诗词唱和，之后则极少交往。王季思比喻为“鸡犬之声可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大概也是当年知识分子身处的一种环境。
黄萱提出辞职带给陈寅恪的是怎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革”期间黄萱被迫交代所谓问题的字里行间，去追寻当年的情景。陈寅恪与黄萱作了一次很伤心也很动情的谈话。出乎黄萱意料，一向很尊重她意见的陈寅恪，竟不同意黄萱的辞职：“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在十六年后的追述，字句很平淡，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出陈寅恪动了真情。“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这一句话，深深打动了黄萱，她收回了辞职的要求。
从此，黄萱开始了很平凡但也很不凡的人生：每天早上七时起挤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回南郊的中山大学，九时整坐在陈寅恪的面前开始工作；中午一点钟过后工作结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市区的家。风雨不误。
有必要指出，巨富黄奕住给他众多的子女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平生极淡薄金钱的黄家大女儿黄萱也能乘祖荫，数十年每月定期均有分红和定息收入，所以黄萱完全有条件过很舒适的生活。
还有必要指出，1954年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汇集了一批广东史学界的精英，人才济济，新老教员不下三十人，要找一两个助教协助陈寅恪，那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但陈寅恪还是说出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