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0日 江苏苏州大学文学院
中国新时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来说。一段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算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冷战结束。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恢复”，即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学传统，包括同学们在课本上可能读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革命现实主义啊，在那个时候都获得了禁令的解除。不仅大量一度被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多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补课”，表现为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既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也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时我也曾经翻译过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这种补课是一种狼吞虎咽，对于后来中国作家与国外同行进入同一起跑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庞大而优秀的翻译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能读到非常优秀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学，还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学。一个中国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很容易数出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在很多的国家，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我前不久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他们书店里边一看，发现书架上只摆着一些诗歌。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传统的国家，马背上歌手多，诗人也就多，这非常自然。但他们那里外国小说非常之少，理论和学术的译介更少。他们全国人口至今只有两百多万，出版市场相当于我们这里三四个县，不可能有品种齐全的翻译队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出版机构。所以说一个读者熟悉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这是我顺便说到的一点。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复”加上“补课”，有了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推进器，于是有了文学的解冻和文学的繁荣。很多作家像井喷一样地抒发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思想，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潮。那个阶段，简单地概括一下，作家们大多以人性、人道为主要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层面；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制度取向，这是第二个层面。两个层面构成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体方位，构成了所谓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基本内容。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入今天演讲会的主题，即看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文学处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而我们的作家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我将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学们做一个简要汇报，然后我还会留一些时间以便大家一起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告结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像。今年三月，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顺便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女儿。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购物，发现在美国比较低级的超市里，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货品都是中国制造。在中高档的超市里，“Made 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大多背着那种大“蛇皮袋”，见什么都买，见什么都想要，就像鬼子进了村。(众笑)
也就是十多年，现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着大袋子，到中国来大买特买了。我们在洛杉矶机场取行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种运到美国的大货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传送带，让管理人员手忙脚乱。我老婆不愿在美国买中国货，但总得给亲友们带点小纪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地挑选，挑了什么皮夹子，什么衣架子，还有别的小玩意儿，满以为挑的是地道美国货。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儿一看就笑，说你们肯定又上当了。她比较有经验，帮我们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装角落里的“Made in China”。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美国超市里买到不是中国出产的货品，眼下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给震了，几乎觉得中国快要完蛋了。美国怎么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楼房建得好，程控电话一拨，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时候程控电话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想像的事情，神了。(众笑) 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国数以万计的产品遍布全球，在美国超市里也开始横行霸道。有些老外在这种超市里一转，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牛皮烘烘，因为有些中国产品的利润大头还是被外国投资者赚走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核心技术也多数不在中国人手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十多年的成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回顾。
我们在看到这种成果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和困难。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就业。这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不光是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还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岗，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失业或准失业的状态。有专家计算过，说有一亿五千万人在农村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全国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八亿农民干什么去？没事干就打麻将，没钱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轻农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运了，但也是打着一些报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的工资都涨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资从两百来块涨到三千多，涨幅够大了。但大多数打工仔的月薪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间，几乎是零增长。还有很多农民连这种收入零增长的工也打不上！
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富人，很多准富人，叫做中产阶级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挤得满满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贫困阶层，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贫困而辍学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在令人心惊胆战地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贫困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且是消费萎缩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就业压力将长期困扰我们，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回顾历史，欧洲在工业化的时代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们是怎样渡过了这一难关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洲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纪的前十年，每年还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万左右！欧洲总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据说是六千五百万。包括英国那些被“圈地运动”排挤出来的农民大多出国了，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都离开了欧洲，比方到美国去办农场，而且是那种奴隶制的农场，从非洲买些黑人来，种玉米、种棉花。美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才是汽车工业，才是罗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们还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滥”，一船一船地装着，送到澳大利亚去，一靠近海岸，把这些人赶下船，然后掉转船头打道回府。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访问，那里的人告诉我，澳大利亚以前被叫做“海盗之国”。为什么？因为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欧洲排挤出来的，而且很多是罪犯。显然，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很多下岗人员是靠这种方式向外转移出去的。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强权优势，使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日本也搭了个末班车。大家可能知道，秘鲁有个前总统滕森，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当总统？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曾经向南美移民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在那里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础和背景。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和转移压力的空间吗？我们下岗的工人、无业的农民，现在能够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鲁去打天下吗？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头交几万块钱，出去被抓住了，还得当做“非法移民”给赶回来。当然，现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硕士、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说清华大学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去了欧美。但老弱病残一个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国，所有需要社会救济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负担都留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高压锅，各种压力都在内部积聚。
我们曾经犯过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权力过于集中，越来越集中，最后变成了集权社会，出现了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以及官僚文化，祸国殃民，贻害深远。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包括我在内，坦白地说，很多人都怀疑社会主义，抱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像，至少也是一个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像。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要发展，就得老老实实给欧美当小学生。“与国际接轨”啊，“按国际惯例办事”啊，等等等等，现在都成了我们报刊上的流行语。这里的“国际”，准确的解释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亚。当然，我们需要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国际惯例”。但是，我们在人口、资源、文化传统等条件上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国情差异。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不采自己的油，专采别人的油，我们能接这个“轨”吗？日本不砍自己的树，只砍别人的树，连筷子都从中国进口，我们能按这个“惯例”办事吗？美国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中国人也是每人一辆小汽车，恐怕会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吧？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一味崇尚“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数以亿计的无业人口积聚起来，到时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深层矛盾开始浮现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层面，反思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曾经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那么市场主义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车又出现了。首先是出现在日本，出现在韩国，现在又出现在北京。不过现在不叫人力车了，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众笑) 人力车原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被我们大家所唾弃、所批判的，说这个不人道，一个人拉，一个人坐，形象恶劣，而且多落后啊，多原始啊，多不现代化啊!不是要搞“高科技”吗？不是要搞“先进生产力”吗？摩托车当然比人力车先进，汽车当然比摩托车更先进，汽车多当然比汽车少更先进。如此等等。但这种理解恐怕是一个误区。发展生产力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考虑到环境保护，考虑到增加就业，汽车就不一定总是比人力车先进。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决议：重新疏通或者开通自行车的专用道，提倡市民们重新使用自行车。这是不是对抗先进的生产力？不是。这是要使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更符合国情的生产力，更能惠及人民大众。
我们必须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还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欧美，还要看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看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东南亚都曾经有过非常骄人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个“虎”那个“龙”的。拉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见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当时他们看我们都像看乡下人似的。但是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贫富分化得太厉害，市场需求疲软，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恐怖主义也出现了，经济上越来越玩不转，只有一些有权有势的独裁者、腐败官僚、少数商人以及知识精英发了财。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的发展报告》说，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一直在发展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寻找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关于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思考，当然也有文学界的参与。在这里，二十世纪有两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的时间将近四五年，牵涉到很多学者与作家，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没意思的插曲。这场讨论的焦点，是针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性”论和“人道”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仅仅表现为物欲甚至贪欲？是不是还同时包含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这是从价值层面的介入。二是从制度层面介入，则有九十年代后期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或者说是“新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这场论争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去年我和几个作家到法国，参加他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读书周活动。会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其中一个女教授，在演讲中把一个中国的女作家誉为“中国的卡夫卡”。另一个汉学家，则在演讲中把中国某作家说成是“中国的福克纳”。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作家李锐就生气，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说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众笑)
李锐后来上台发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批评“中国的×××”这一类高帽子，说得有些汉学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国作家为何如此不领情。其实这不光是文学的现象。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打听某某教授的近况。对方说他退休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海德堡。我吓了一跳，又打听另外一位教授。对方说他也退休了，不来学校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曼哈顿东区。我说你们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钱啊，一退休都住到国外去了。他们大笑，说你以为他们出国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顿东区，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区的名字。(众笑)
我住在海南岛，知道海南岛广大革命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的夏威夷”。你们看看，还是洋名。这种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现象，证明我们很多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发烧友。这当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得承认、得学，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架子不能摆，也没资格摆。但是，模仿不是创造，甚至不是学习。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和糟践，恰恰是没有学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贵的创新态度和创新精神。
欧洲在历史上也曾经不发自己的烧，专发人家的烧，从印度和阿拉伯学来了数学，所以至今还使用阿拉伯数字，不是用罗马数字。他们还从中东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中国引入了纸张、印刷术以及火药。但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文化当做创造性发展的资源，于是才有了他们独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等等。欧洲在十八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国风”的时期，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瓷器，在当时都是欧洲上流贵族的标志，了不得。就像我们现在戴手表要戴劳力士，喝酒要喝人头马，富人就得有这种派！或是电视屏幕上刮“韩流”，新人类就得有这个派！(众笑) 中国的科举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仑法典》加以吸收，于是有了后来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取代了他们历史上的贵族世袭制度。但欧洲人并没有照搬我们的科举，比方并没有考八股文，并没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们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度，科举与选举配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是科举(或者说考举)产生的，是铁饭碗，是稳定的；部长以上官员则取决于选举，是轮替的，是政治任命。这一套制度设计倒是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我们中国人看明白。五四运动时期，大家只注意到一个“德先生”——democracy,只注意到选举制，基本上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其他制度，更没有注意到文官考举制度其实是中国出产的，本来是可以“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出口了就不内销了，(众笑) 甚至在原产地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放开了眼界，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资源方面有过于简单化和偏执化的毛病，落下了一个文化自卑的病根。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鲁迅先生说不要读中国的书，对中医、京剧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说了些过头的话。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加以检讨的。其实，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识，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实践的产物，有些具有普适性，有些并不具有普适性，是无法照搬到中国来的。我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的教材是不是还这样说。但苏州出来一个大学者，叫钱穆，前些年已经病故于台湾，青年时代曾在你们这个苏州教过中学。据他的考证，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可以说中国就有一个“奴隶社会”呢？为什么说西方有过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奴隶社会呢？没有一个我们也要给他编出一个，有这个必要吗？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法国思想家，叫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学术圈子里谁不谈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认为监禁是欧洲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到后来，学校的建筑，军营的建筑，其实都是按照监狱的原理建起来的，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内化的权力和制度，是对人的一种规限和训练。这种说法很有创意，很有启发性，但他说古代对待犯人不是杀头就是流放，说监禁到十六世纪后才在欧洲出现，这些说法拿到我们中国来合适吗？我们中文中囚禁的“囚”字，很早就出现了，差不多是个象形字，一个框框把人关在里面，不是监禁是什么？我们的隶书，“隶”之“书”也，在汉代是监狱里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那时监狱里干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写不了大篆小篆，就写这种比较简化的隶书，后来推广成了汉代的“今文”。隶书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时的监狱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里关于监禁和“徒刑”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怎么能说到十六世纪后欧洲才出现监禁呢？怎么能把监禁的账单单算在“现代性”的头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解决，不能靠复制照搬走捷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想copy(复制)西方，非洲就有个“been to族”，因为这些人一开口就喜欢说：I have been to某个欧美国家。意思就是我去过哪个欧美国家，说得多了，人们就把这些人叫做“been to”。这些人算是精英，喝过洋墨水，或者还拿了洋文凭，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变成白皮。由于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他们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欧美去拿洋文凭。他们从小学开始也多是直接用欧洲教材，一开篇就读“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这应该是很西化了吧？多党制、市场化、基督教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学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听说最近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国，其实这一点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没能够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并没有使非洲很好地发展起来，也没有民主或自由起来。上帝也不是处处管用啊!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been to”搞乱了非洲，用洋教条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创新能力。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been to”？有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教条主义，都有这些“been to”的影子。
中国人从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鸦片战争以来更是一个沉睡的时期、萎缩的时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这种能力消灭的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作家说“我从不看中国的书”，可以得到满堂喝彩，好啊，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卫！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遭遇各种深层矛盾，这块土地上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不久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一个叫温铁军，曾经以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获得过“长江读书奖”中惟一的论文奖。还有黄平，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副所长。他们与更多的人一起，长期在农村做调查研究，终于发现在中国农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种“文化革命”时期的“大集体”；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并。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许自由兼并，就没有大农场化，就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是永远的“小农经济”。但一旦那样做了，可以预见，不要多久的时间，土地就会兼并到极少数土地所有者手里。照专家计算，为了实现最佳效益，雇用一亿多农民就够了，那么其他近八亿农民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了，就会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众笑) 社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消化这个庞大的无业、无地甚至无家的“三无”大军？
西方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姓“社”或者姓“资”的药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到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国历史上任何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要反兼并。这些经验有个特点，就是“责任制”高于“所有制”。西方重“所有”，如果这个杯子是归我所有，那么我怎么处置都是我的权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国重“责任”，如果这个杯子归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没有权利随意处置，比方说砸掉是不行的。这样，中国的“所有”实际上只是“有限所有”，是“责任”制约“所有”。钱穆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告诉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国家的。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这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来说，叫做“统分结合”。这个里面有中国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入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嘉映，留美多年，翻译过《存在与时间》这本很著名的书。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汉语哲学，因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的问题；还因为每一个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比方说“道理”这个词，是logic呢？还是reason？或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还有些做法学研究的，也是“海龟(归)派”，最近在清理我们的法与西方的法有什么不同，进而清理隐藏在法律里面的历史和文化的区别，寻找新型的法治建设道路。比如“法”与“律”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还是legality？或者说是一种需要另外定义与描述的东西？这样，我们吃下了各种文化资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还有本土的猪肉，结果长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猪肉直接贴满我们全身。
我这里当然应该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说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说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种民间说唱和戏曲的文体。他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倒退。我们还可以看看张炜，好像上半年他也做过演讲？我读过他发表在《现代作家评论》上面的演讲稿，好像他在这里跟我们的同学大谈儒家思想，谈读古书。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有这种兴趣的。我还想提到张承志、史铁生、陈村等等。这几个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写小说了，准确地说是不写欧化的小说了。其实他们以前都写过非常欧化的小说，什么意识流、什么荒诞派，都玩得轰动一时。但他们突然都金盆洗手，转而写散文，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文章”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叫做“小说”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大部分就是这种东西。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至今还很有力量，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有副刊版，大量发表这一类作品。这与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报纸没有副刊版只有书评版，再不就是娱乐版，与我们中国的写作和阅读习惯有明显差异。我提到前面这些作家，他们探索的角度和力度并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学写作的惟一出路。我只是相信，上述这些作家这样做，不是要当国粹派，就像民俗旅游一样，专门做给外国人看。据我所知，汉学家对翻译这种“文章”刚好是不感兴趣的，是更愿翻译各种欧化小说的。作家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们真诚和自由表达内心的需要，是摆脱陈规以求爆发创造力的需要，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带偏见地同时利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再被人们指认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或者“今天的司马迁”“今天的苏东坡”。他们逐渐成为了他们自己。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大批中国作家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时候，中国新文学的成熟期就真正到来了。
我要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是“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我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符号化？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着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众笑) 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貂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600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 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O、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等等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地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一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 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和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贫困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斤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困感，但是他没有。而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三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贫困感却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啊？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开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又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解读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利、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
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一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它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添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问：韩先生您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
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问题？
答：中国当代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比诗人、评论家更幸运，比理论界更幸运。中国的理论著作要翻译出去，要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小说很容易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就很高，据实而论，还是偏低。为什么？因为作品的质量还有缺陷，翻译也有障碍，还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进入汉学界。西方评奖，比方说评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参评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国作家参评的是翻译本。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还须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还须等待中国国势强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显然，我们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您在汨罗县隐居，但从您的报告看，您的思想不像在“隐居”。您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您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啊!把我的下乡看做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您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
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您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您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啊!(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大家都炒股票的时候，股票可能就要狂跌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凭的时候，这个文凭可能就离贬值不远了。
问：韩老师，“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是否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是否会导致文学审美性质的枯竭？
答：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理论或者思想是破坏感觉的，思想只对改造社会有用，对个人感觉没有用。但这个看法其实可以存疑。一个木匠对石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渔民对草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感觉是训练出来的，离不开训练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觉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思想可能会封闭你的感觉，“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论，把很多人都训练成革命的机器人。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可以解放我们的感觉，开拓新的感觉空间和新的感觉通道。一个人接受了民族理论，就有所谓民族感情了。一个人接受了阶级理论，就有所谓阶级感情了。这里的感情就是感觉。所以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感觉、文学与理论，看成是绝然对立的东西。它们总是互相蕴含、渗透、制造、控制的。我这里说得理论化一点，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你们这一代，因为特定经历，在写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取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我们这一代缺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历史关怀以及这种关怀上的文学理想，您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答：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即使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社会和历史，因为你不可能成天照镜子。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吗？能不关心空气和饮用水的污染吗？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你的教育和就业吗？能不关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吗？特别是在精神上，比如说快乐吧，你一个人能快乐得起来吗？当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乐，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能快乐吗？所以我说，即便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社会和历史。
问：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日湖南文坛的情况，湘军还成军吗？湖南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怎样？毛泽东文学院的成绩怎样？
答：湖南文坛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经常住在湖南，但都在乡下，与作家们接触少。湖南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们读过吧？最近还有写《国画》和《梅次故事》的王跃文，写《沧浪之水》的阎真，都是很年轻的，非常聪明灵动，书也都卖得很好。湖南文学还是后继有人。至于建毛泽东文学院，我觉得倡议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个失误。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靠集资摊派建起来的，所以我曾给它列了三大“罪状”：一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二是违反企业法；三是违反艺术规律。盖个房子就能出作品吗？六千多万啊，如果设立一个基金，可以奖多少作家和评论家！这样钱才花在了实处。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文学评论》，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