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昆曲，张充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那天和老人家闲聊，随便翻着茶几上几本《昆事图录》一类的杂书，我看到这样一张题为“北方曲家照”的照片，上面合影的人是：着戏装的张允和 （充和二姐），傍立者为俞平伯、康生与欧阳予倩。照片没有标明日期，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后的留影。
在我这个红色年代过来人的眼里，这张照片的人员组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一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的夫人、与世无争的张家二小姐；一位是随后（或已经）因《红楼梦研究》而身陷全国性批判狂涛、并因之倒了大半辈子霉的大学问家俞平伯；一位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人物之一、日后在运动中同样起起伏伏的欧阳予倩；中间夹站着的，竟是一手参与打造这些现代文字狱悲剧的重头人物——儒雅得惊人、却让许多读书人闻之齿冷骨寒的康生！
昆曲，就是这样云淡风轻地，将这样一些大时代里角色迥异的诸般人物，收拢到她的麾下。
这张黑白旧照，其实凝聚了我听张充和讲各种昆曲故事的独特感受。我们那天的话题，就从这张照片引出的昆曲社活动讲起。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当然，唱戏、演出都要有花销。曲社的后台老板是范崇实，他是丝业公司的经理，有钱，有权力，也有本领，肯出钱出力。拿钱的事都找他，只要是为曲社，他二话不说就掏钱。他平时看起来倒是一个相当文雅的人，却很有武功，听说从前在上海，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要挟，最后都被他降服了。有一次有人开小车来逮他，他一手就把两个人抓住了。他开始学唱小生，后来改唱老生，就唱得很像样了。他人好，待我们昆曲的人很不错，总是在帮忙。”
我问：“你们当时登台演出，都有钱么？就是今天说的——出场费？”
张先生笑了：“哪有什么出场费哟！我在重庆唱戏，从来没拿过钱。我在重庆师范教书也不拿钱，还得要自己掏钱租场地。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在教育部拿了一份整工资，倒不太为花钱操心。曲社要唱戏，首先要有人教戏。我在重庆师范有位女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叫翟贞元，扬州人，她负责教小生戏；我教旦角戏。重庆师范当时的校长是马客谈，也爱昆曲，干脆就把我找去师范，开班教戏。我在青木关教育部，师范在北碚。我两个礼拜去一次北碚教戏，主要教唱，教学生旦戏。当时学戏的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里能登台的有两三个。我还记得有一位叫笪瑞珍，当时才十几岁，唱得不错。记得抗战后我回到苏州，她还跟我通过信。”
我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