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帮着辨识出了好几个漫漶不清的字眼，其中两个字眼，却实在无以确认。我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怎么拓片上的字迹，不太像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
“我也觉得不太像。不过这是至少经了三次手的拓上再拓，可能就走样了，” 放下电话，张充和轻轻叹了一口气，“沈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姓褚，没跟沈先生姓，跟生父的姓，却跟沈先生最为亲近。”
她随后道出了另一段沈尹默的辛酸故事：“沈先生的第二个太太褚保权没生孩子，这个儿子是她的侄子，抱过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后来他亲眼目击了『文革』红卫兵的残忍冷酷。那时候，沈先生天天在挨批，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镜爬上爬下地应付批斗。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到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沈先生这个儿子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得要出血——沈先生多少宝贵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亲自经过他的手，毁在那个年月里了！所以，他现在要编沈先生的书法全集，见到父亲的任何一点遗墨遗迹都不放过，拼了命似的四出搜求……”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不愿意老人过于伤感，便调转话头说：“我们还是回到另一位沈先生——回到昆曲，说说你学戏、唱昆曲的好玩的事儿吧！”
“当时，跟我一起学戏的，还有我的继母，”一浸入昆曲的回忆，张先生就舒展开了眉头，“她叫韦均一，本来是父亲办的乐益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继母只比我大十五岁，我们一起学戏。她爱画画，我爱写字，她看我写字可以一看看个大半天。家里的人都不太喜欢她，但她喜欢我，跟我很亲，我们像两个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张先生忽然呵呵笑了起来，“哎哟，我继母有一个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了美国，甚至是直到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我的继母，当初是个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是么？”我很好奇，“那，你觉得你父亲知道么？”
“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但我也知道，父亲办的学校里，当时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后来很有名的共产党员。比如张闻天、匡亚明。还有一位侯绍裘，当时就被国民党抓走，用乱刀刺死了。四九年后，我继母在苏州的博物馆做事，听说她一直很受当地政府的尊重。我的小舅也是地下共产党，一直在学校里教书。那年我见到日后当了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改你们的国文卷子，你父亲改我的。』其实我父亲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岁，父亲办校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哎，我们说到哪里去了？”
我直乐——其实我喜欢顺着老人的思路，这么随意散漫地说开去，我说：“再回到昆曲吧，你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也还是战前那几年的事。在上海兰馨戏院，唱《游园惊梦》。我唱杜丽娘；唱花旦春香的，是李云梅；唱柳梦梅的小生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上海现找的年轻人。同台演的还有《蝴蝶梦》。那是正式的演出，不是普通学校那种玩票式的表演。”
我说：“都知道你在重庆登台演的那场《游园惊梦》曾经轰动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出来写诗唱和，那是哪一年？”
“一九四一年吧。昆曲，我确是在重庆年间唱得最多，在师范里教，在城里登台唱，劳军也唱。在昆明那一段，教过人，但没登台，因为找不到搭档。”
“唱得最多的是哪几出戏？”
“《游园惊梦》、《刺虎》、《断桥》、《思凡》，还有《闹学》……《闹学》我大姐唱的小姐，我唱里面的春香，花旦戏。当然，《刺虎》唱得最多，那是抗战戏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