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有一天，有人从区委会打电话来了：“我们必须查封你们的办公室。给你们两小时过来收拾东西。”（她说到这儿难掩激动）只有两小时，两小时……所有房间都要被一个专门委员会查封。那些民主分子，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锁匠、一个年轻记者，还有一个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妈妈，我之前就在集会上认识她了。她常常写信给区委，给报社投诉……因为她家人口多，住的板房很简陋，就到处找人要求一套公寓，也到处骂共产党。我记得她的模样……她这时候真是兴高采烈了。当他们来到“一号”的办公室时，第一书记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一个委员会成员走到窗口示威似的撕开窗帘，就是为了我不能把窗帘带回家去，是吧？我的上帝！他们还逼着我打开钱包检查……几年后我在街上又遇见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甚至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加琳娜·阿芙杰伊。我问她：“您得到公寓了吗？”她朝地区政府大楼挥舞着拳头说：“这些流氓欺骗了我。”我继续说……接下去怎么样了？……对，在区委大楼的出口，一大堆人等待我们：“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马上把他们赶到西伯利亚去！”“现在要是有机关枪，就朝那些窗口扫过去！”我一转身，发现身后有两个醉醺醺的男人，就是他们在大喊机关枪。我回答说：“你们教我一下吧，我就自己开枪了。”一个警察站一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这警察也是我的熟人。
那段时间总有一种感觉……背后好像总是有鬼鬼祟祟的声音……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区委一位指导员的女儿在中学读书，她班里有两个女孩子来找她说：“我们不能再和你交朋友了，因为你爸爸在区党委工作。”“我爸爸是好人。”“好爸爸不会在那种地方工作。我们昨天参加了集会……”只有五年级的孩子啊，已经是雨果笔下的野孩子伽弗洛什，准备去运送子弹匣了。“一号”突发心脏病，没有来得及送到医院，死在了急救车上。我以为像以前一样，会有很多人送花圈，哀乐乐队。实际上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人来。送葬者只有我们一群同志。他的妻子想在墓碑上刻上镰刀和铁锤，第一行字是苏联国歌的歌词：“自由的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但人们都嘲笑她，我一直听到鬼鬼祟祟的声音。我想自己是有神经病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商店对着我的脸大叫：“瞧，就是这些共产婆娘，毁坏了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