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



不写商州已经多年,但在商州的故事里浸淫太久,《废都》里的人事也带有了商州的气息,如我们所说的普通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传统的村社文化仍影响甚至弥漫着城市——当今改革最头疼的是那些庞大的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几十年人员不流通,几代人同一科室或班组,人的关系错综复杂,生产素质日渐退化,这种楼院文化现象与村社文化已没多大区别,不能不使企业的发展步履艰难。——放眼全球的目光看去,我们许许多多的城市,实在像一个县城,难听点,是大的农贸市场。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作为一个作家,写什么题材不是重要的事,关键是在于怎么去写,当商州的故事于我暂放下不写的时候,我无法忘掉商州,甚至更清晰地认识商州,而身处在城市来写城市,商州常常成为一面镜子,一泓池水,从中看出其中的花与月来,形而下形而上地观照我要表现的东西了。现实的情况,城与乡的界限开始了混淆,再不一刀分明,社会生活的变化,需要作家在关注城市的同时岂能不关注农村,在关注农村的同时也不能不关注到城市,现时的创作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方法,再也不会类同西方国家,也再也有别于我们前辈的作家,不伦不类的“二一子”,可能更适应实际,适应我们。

商州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坐在门口唠唠叨叨讲述的这样那样的故事,是不属“山中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和尚”的一类,虽然也是饮食男女,家长里短,俗情是非,其实都是借于对我们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上的一种幻想。我寄希望于我的艺术之翅的升腾,遗憾的是总难免于它的沉重、滞涩和飞得不高,我归结于是我的宿命或修炼得不够,也正因此我暂停了商州故事的叙说,喘息着,去换另一个角度说别样的故事。但是,不能忘怀的,十几年里,商州确是耗去了我的青春和健康的身体,商州也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我还在不知疲倦地张扬商州,津津乐道,甚至得意忘形。我是说过商州的伟大,从某一角度讲,没有商州就没有中国,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得助于商鞅之变法,而变法的特区就是商州。许多年里,是有过相当多的人读了我的书去商州考察和旅游,回来都说受了骗,商州没有我说的那么好,美丽是美丽,却太贫困,且交通不便,十分偏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对商州的大量遗属保守在民间口语中的上古语言,对有着山大王和隐士的遗传基因所形成的人民的性情,对秦头楚尾的地理环境而影响的秀中有骨、雄中有韵的乡风土俗叹为观止。文坛上,对我的作品的语言和作品中的神秘色彩总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我古典文学的底子好,足风标,多态度,一种认为故意行文文白夹杂,故意耍魔幻主义。说好说坏其实都不妥,我没有学过多少古文,也不是人为耍魔幻,是商州提供了这一切。

当然,在我讲的故事里,商州已不仅是行政区域的商州,它更多的是文学中的商州,它是一个载体,我甚至极力要淡化它。事实也是如此,当我第一次运用这个名称时,这个区域名为商洛,商州只是历史上的曾用名,只是这些年,商州二字才被这个地区广泛应用赫然出现在商场、旅馆、货栈、产品的名称里,最大的中心县改市后,也叫商州市。

从事地方行政的人士,尤其一些地区、县的领导干部,多年里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当他们向上级部门索要补贴和救济时,是极力哭诉自己的贫穷,贫穷到一种乞相,当他们论到政绩时,所辖之地的形势总是好的,而且越来越好。不可避免,我开始向世人讲叙商州的故事,商州人是并不认同的,他们把文学作品当做了新闻报道,家丑不能外扬,我得罪了许多人,骂成“把农民的垢痂搓下来给农民看”,是“叛徒”,“不肖之子”。时间过了十数年,商州在认识外边世界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他们承认了我这个儿子,反过来就热情地给我以爱护、支持和培养。多年来,上至更替的每一届的书记、专员,下至乡长、村夫、小贩、工匠、教员、巫婆、术士,相当多的人成为要好的朋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这里都清清楚楚,商州在省城设有办事处,那是一办,我家里人戏称二办。

一九九三年,我被流言飞语包围着,顽固的乙肝、病痛又逼使我卧上了医院病床,有人送来了一大沓照片。中国中部十二个中小城市经济交易会在商州举办,商州的一次大型社火游行的活动中,竟有一台社火芯子扮演的是我。商州的社火很是出名,芯子的内容历来都是诸神圣贤,历史传说,将现当代人事扮演了抬着招摇过市几乎没有,尤其一个作家,在当时褒贬不一的人。况且,装扮的“贾平凹”脚下是数本巨型书,写有《废都》《浮躁》《天狗》等。我还不至于是个轻薄人,但这一堆照片令我热泪盈眶,商州人民没有嫌弃我,我应该“默雷止谤,转毁为缘”,也为我没有更好的作品问世深感羞愧。

既然我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而且继续工作下去,讲述商州的故事或者城市的故事,要对中国的问题作深入的理解,须得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我们的传统,又须得借传统的伸展或转换,来确定自身的价值。我不是个激情外露的人,也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自小在雄秦楚秀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长大,又受着家庭儒家的教育,我更多地沉溺于幻想之中。我欣赏西方的现代文学,努力趋新的潮流而动,但又提醒自己,一定要传达出中国的味道来。这一切做来,时而自信,时而存疑,饱尝了失败之苦,常常露出村相。曾经羡慕过传统的文人气,也一心想做得悠然自得,以一以贯之的平静心态去接近艺术,实践证明,这是难做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浮躁,和一个世纪之末里的茫然失措,我得左盼右顾,思想紧张,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里,确立自我的意识,寻求立足之地,命运既定,别无逃避。

中国人习惯于将文学分得十分之细,甚至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我的商州的故事,曾被拉入过乡土文学之列,也拉入过寻根文学之列,还有什么地域文化之列。我不知道还会被拉入到什么地方去,我面对的只是我的写作,以我的思考和体验去发展我的能力。商州的故事,都是农民的人事,但它并不是仅为农民写的,我出身于乡下,写作时也时时提醒自己的位置和角度。也正是如此,说得很久了的那句“越是地域性,越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话,我总觉得疑惑。剪纸、皮影,虽然独特,但毕竟是死亡的艺术,是作为一份文化遗产仅供我们借鉴的资料,它恐怕已难以具有了世界性,如果我们不努力去沟通、融会人类文明新的东西,不追求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艺术的境界,我们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在所谓的乡土文学这一领域里,我们最容易犯墨守成规的错误,或者袭用过时的结构框式、叙述角度和语言节奏,或者就事论事,写农民就是给农民看,作一种政策的图解和宣传。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宏大的,而传统文化也需要发展和超越,问题是,超越传统的人必是会心于传统这种神妙体验的人,又恰恰是懂得把自己摆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险境地,孜孜以求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不朽之点的。

我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我时时想到商州,我说,商州,永远在我的心中,我不管将来走到什么地方,我都是从商州来的。商州的最大的河流是丹江,当然还是这条水,它再流就成了汉江,再流就成了长江。正如此,我不悔其少作,更不自己崇拜自己,我同意这样的一套书编辑问世,为的是我要继续行路,过去的便束之高阁。

1994年4月27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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